司马迁生年辩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在上世纪50和80年代两度展开过热烈地讨论.根据<自序>和<报任安书>这些司马迁亲笔资料,再辅以<史记>、<汉书>之实"据",通过考证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的年龄,报书任安的时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马迁的生年是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史记》传记人物悲剧论略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作了一系列主题集中、结构完整、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的人物传记悲剧.并深入挖掘了<史记>人物传记悲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及矛盾冲突的性质.司马迁对上述悲剧人物的推崇,反映了他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稀有的高度.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史记>人物传记悲剧中表现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塑造出一系列生动感人的悲剧人物形象.     

关于《史记》思想性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是一部有着丰富人民性的著作,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割离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把司马迁超然于时代之外.<史记>的思想性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马迁的价值观还是统治阶级的,他的历史观依然是帝王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不过是帝王将相的有益补充,其人民性不过是司马迁正统思想价值的偏移.     

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一家之言"中的特殊地位

司马迁著作<史记>有三个目的,其一便是"成一家之言",<史记>成就了司马氏家族学术的"一家之言".在太史公父子的学术体系里,其"一家之言"与道家思想为同宗之学,因此,在<史记>中,道家哲学具有其他哲学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     

《史记》引入人物自创诗歌之论析

<史记>中引入人物自创诗歌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这些所谓人物自创的诗歌在<史记>叙事和刻画人物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以窥见到司马迁引诗入史的动机及其诗学思想.     

《史记》"互见法"艺术论

"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创造的一种叙事方法.从艺术视角观照.司马迁在运用"互见法"的过程中,又创造性地使"互见"内容的双方或多方形成省略艺术、虚实艺术、详略艺术、互补艺术、存疑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坚持历史叙事"实录"性精神和确保历史事实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又使<史记>篇章简洁,结构艺术性强.     

战国诸子叙事与中国古代史传文的成熟

中国古代史传文虽然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出现,但直到司马迁创作的<史记>问世后方臻成熟境界.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战国诸子叙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应该说,无论是在叙事结构安排、人物刻画手法,还是事议兼顾的叙事精神,战国诸子叙事实践都对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史记》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司马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囊括在不朽的巨著<史记>之中.其"大一统"的政治观,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民族观,和广采兼容的文化观紧密交织,相得益彰.<史记>是在古代国家实现空前统一和全国范围内各民族的融合达到空前规模的汉代著成的,其政治观、民族观和文化观正是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史记>如此杰出的成就,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进一步奠定了深厚牢固的基础,在两千年漫长岁月中发挥其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巨大作用,其深远影响一直存在到今日.     

《史记》历史叙事虚实艺术论

虚实是我国一种古老的艺术辩证法.早在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史记>历史叙事中就有虚实艺术技法的大量运用,并且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史记>历史叙事虚实艺术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虚写设置的多样性:通过旁人叙述、议论表现人物或事物而形成的虚写,运用概括叙述所形成的虚写,采用合理想象而形成的虚写等;二是运用虚实结合方法的多样性:以虚写实,以实写虚,虚实相间,虚实互见等.<史记>历史叙事虚实艺术技法的运用和创新,直到今天都还是空前的,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学习和借鉴.     

《史记》中王道政治摭析

王道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司马迁认为王道治天下是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司马迁以王道标准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史记>中通过大量的史实,从对上古三代帝王的修德、修政;秦朝的兴亡;楚汉相争的成致;汉初的与民休息;文景盛世的辉煌;到汉武帝政治的功过的评论;有力地证明了帝王政治兴衰与王道的关系.     

司马迁构建完整性历史方法浅论

<史记>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而且也是我国古代史籍中第一部完整、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史书.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五体结构的设置、叙事时间的连续、社会历史生活内容的拓展和众多历史人物形象的刻写等途径和方法,构建了我国自黄帝起至汉武帝天汉年间止三千多年的完整历史,开创了史书多途径、多角度完整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先河,给我们的历史撰写工作提供了方法方面的借鉴.     

司马迁的"自传"——《史记·列传七十》"自传"意识探微

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具有自传性质的书序,开创了我国古代传、序结合的自传创作方式.在人称、叙事等各个方面都对后人的自传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则是隐士自传的开山之作.二者对我国古代自传文学的发展都有"开源启流"的作用.     

轩辕流泽壮熊湘

关于黄帝登熊湘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轩辕披山通道,末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对熊湘山位置的第一次考证始于东汉<汉书·地理志>应劭注:"湘山在益水之阳."首注将熊湘注成湘山,误解便从此发生.南朝宋裴驷<集解>说:湘山在长沙益阳县,而熊耳山在召陵,即今之河南郾城东.     

20世纪《史记》研究的新进展

历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研究古代史的,不论什么研究领域,如社会史、文化史、史学史等,都离不开二十四史.<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对于<史记>的研究,前人一直非常重视.如明人编有<史记评林>,当代杨燕起先生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等.我现在越来越感到,中国史学的成就最突出的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中最突出的是<史记>.     

《史记》中的占卜者形象

占卜者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命运预知的愿望.司马迁意识到他们是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所以把他们纳入宏阔的历史画卷中,让我们不时瞥见他们活动的身影.<史记>里刻画着形形色色的占卜者,其形象之鲜明生动,足以作为群像,跻身于文学名著人物画廊中.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史记》文本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史记>有着密切联系,它从互文性的角度对<史记>文本进行了历史诗学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作家通过母题的重组,建构了文学性的情节形式,同时还把个体经验融入<史记>人物及事件中,在丰富和发展这些情节形式的同时,也表现了对世界的新的看法.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在<史记>母题与小说情节形式的互文关系中展现出来.     

刘邦新论

本文以<史记>的有关记载和论述为基础,结合<汉书>的记载和论述,对当代学者给予刘邦的错误评价如指斥他是流氓无赖、为人狡诈无能、大杀功臣等细作辨正;对当代学者对司马迁评价刘邦的误解细作辨正,并做出新的评价:刘邦是一个英明睿智、光明正大、富于仁义的帝王典范.并为中国立下不朽的以仁治和法治相结合的统一格局、为中国成为世界古代史上唯一能保持长期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大国打下切实的基础.     

宋代文章学视野下的《史记》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的革新期,各类前代典籍文章在宋人的接受视野中纷纷被纳入到文章学视野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的接受阐释史与宋人文章学观念之间呈现出互为参照和影响的趋势,而这种双向参照与影响呈现出不完全对等的情况.其中<史记>作为一部文章成就高超的史部作品,其在宋人的文章学视野下所呈现出丰富的形态值得仔细考察.一方面,<史记>在宋人的文章学旨趣的品评中多有缺憾而未臻至境;另一方面,<史记>在宋人实际的写作中又实实在在地成为难以取代的文章范本.这种文章学观念与文章写作实际之间的落差背后折射着宋代文化的深刻背景,也同时影响到<史记>接受史以及<史记>、<汉书>比较史等多方面的问题.     

学苑花絮

“2007年中国.汉中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在陕西汉中召开2007年8月5日至8月7日,“2007年中国.汉中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在陕西汉中召开。这次会议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理工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的学者近百人,大会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这次研讨会把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与汉中文化结合起来,力求挖掘《史记》的综合价值与汉中的地域特色。这次会议主要从思想、文学、历史地理与汉中文化诸方面对司马迁及《史记》进行了深入研究。内容涉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司马精神”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