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古代荐举与科举选官制的利弊

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历史悠久,经历了禅让制、世袭制、军功爵制、荐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取士制等发展阶段.以隋唐为分界线将其分为"荐举"与"科举"两种制度,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利弊得失,以期对今天的用人制度有所借鉴.     

科举配额制演化的历史考察——兼论"凭才取人"与"逐路取人"之争

科举配额制度是基于公平分配举额的目的,在协调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宋代科举在州府试中实行解额制,明代科举实行南北分卷制度,至清代则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科举取士的演化趋势是分区取人的办法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也越分越细。实行这一制度带有优待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用意,有利于边远省区人文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举时代的"公正"理念。     

宋代知县、县令荐举制度

为打破资格法的限制,选拔人才,宋代在人口众多、词讼繁杂、经济任务重、民族冲突多等繁难之县、不治之县、沿边之县实行了知县、县令荐举制。馆职、监司、知州等中央和地方官员充当了知县、县令的举主。从宋初的临时荐举到天圣七年岁荐的确立、经宝元元年的废除和恢复、元丰四年的废罢、元祐元年的恢复,荐举知县、县令制几经变化,最终确立下来。荐举制的实行引起国家选官制度和俸禄制的调整,士人对之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从唐诗看唐代科举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其中得到了反映,包括科举制度.从唐诗中可以折射出唐代科举制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取士人数少,受私人荐举的影响很大,科举及第不等于入仕,在选官制度中不占明显优势.     

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

荐举是唐代相对于科举人仕的另一条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过荐举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干谒之事，文章旨在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引证一些历史资料，对有用世热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干谒之事的种种心态作出分析。     

礼仪话语建构:南宋荐举制度与谢启的文体功能

南宋荐举制度推动了谢荐举启写作的流行,这类谢启在官场交际中深化了自身的礼仪功能。作为上行文体,以卑事尊的历史渊源和涉及仕途升迁重要性,塑造了谢启在荐举场合显恭致诚的礼仪性;而南宋荐举科目的增多、荐举信息传播的便捷,让谢启的文本形态通过篇题、自注等形式更加丰富,使其功能从宽泛的应酬走向精细的交际;在礼仪性书写中,谢启对荐举科目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义进行了深入描述,从制度层面的循名责实走向文化层面的释名章义。通过荐举制度的推动、酬谢语境的影响、骈文书写传统的调节,谢启建构了荐举话语体系,提升了调节官场交际、规范公共表达的礼仪性。     

唐代门荫选官制度存在的必然性及地位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历经先秦禅让制、世卿制、两汉任子、察举和辟除征召制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举措方式不断演进。至隋,科举选官制已创立,至唐,更蓬勃发展。科举选官适应当时经济、社会要求,是新的上层建筑,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是唐代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门荫,是官僚子弟凭藉父祖官位或家世而入仕的一种制度,又称"任子",溯自西汉任子制,延续至唐并未因为科举的存在而迅速萎靡而致消亡。相反,它在唐各阶段得到统治者不同程度的重视并成为科举的重要补充,在唐代政治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人们习惯对具有新生意义的科举制大加肯定,对其他方式视而不见或见而不重甚至贬抑,实在有违历史公理。本文试就唐代门荫选官制度在唐代存在的必然性及地位加以浅要分析,不足之处,望予指正。     

"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

在科举时代,科举成为整个教育制度的重心.科举对今天的教育制度仍有消极和积极的影响.由于科举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因而,"科举学"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门专学.主要研究问题集中在科举对现代教育及教育价值的影响;科举考试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科举与高考的比较与借鉴;科举与自学考试的比较与借鉴."科举学"研究对现代考试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古代"科举学"是指备考科举之学,现代"科举学"是指研究科举之学。科举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逐渐形成和正在发展壮大的专学。科举学的形成,经历了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文献整理与资料编纂,走向理论探讨与专学构建的过程。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分散走向综合。21世纪科举学的波澜起伏,将堪与20世纪的红学相比,具有远大的发展前程。     

"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及其意义

世入北魏,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历史性嬗变,正式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大中正组织系统.中央系统的中正组织依旧分为州郡两级,地方系统的中正组织则分为州郡县三级.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中正制度的一些弊端,使九品中正制的品评机制更趋完善,而且也将传统的州郡辟召之制纳入到中正制度的选举体制之中,使九品中正制对地方选举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大为增强.随着北魏选官制度的这一变化,也标志着北朝一系的九品中正制已初步形成,在九品中正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国家公证制度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公证制度的典型是大陆法系的公证制度。大陆法系公证制度的核心和支柱为必须公证。在大陆法系国家 ,必须公证已经全方位、深层次地介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领域 ,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器。借鉴大陆法系公证制度 ,我国应加快建立健全以国家实体法为依托 ,以程序法为保障 ,以部门法律为规范的必须公证制度。     

国内科举制研究的脉络及其进展

国内科举制研究在1921—2007年近86年里,经过长期跋涉逐渐走向繁荣,科举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未来的科举制研究应避免落入传统的"学科壁垒"的窠臼,并加强科举制的文化研究。     

论税收制度与会计准则的协调

新实施的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使我国“税、会”的制度摩擦增大,加大了“税、会”制度协调的压力。本文通过“税、会”制度摩擦分析框架对各国“税、会”制度协调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使“税、会”制度摩擦成本较大,需要在新一轮税改中积极与会计准则协调来减少制度变迁成本;提出通过企业所得税制、流转税制与会计准则协调,减少我国经济制度变迁成本。     

"自在人"假设与"养用分途"制度安排

对于“人”本质的认识,是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基础。中国社会转型作为一种过程具有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存续的客观性,使身处文化事业单位中的国家干部职工在社会角色定位上逐步由社会核心人员过渡为一种中性状态,他们既不是传统计划体制下完全意义上的“单位人”,又不是市场体制下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对这种中性状态的理论抽象就是“自在人”。建立在“自在人”假设基础上的聘任制和“养用分途”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策略是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效途径。     

"教育民营"的理念与制度创新设计

"教育民营"是指由非政府组织或公民个人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经营管理的教育制度."教育民营"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它增进了教育公平和效益.在"教育民营"制度中,政府退出教育活动的微观管理领域,其职能在于维护和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教育凭证制度"和"开放一切(除军事等特殊领域的教育外)教育服务领域"是"教育民营"制度架构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民营"既是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     

试论推进农村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然性

现行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已不适应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的需要。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呼唤体制改革和创新。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在广大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家庭经营和农户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双层经营体制,有利于农村经济实现“第二个飞跃”,有利于农业生产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村的体制创新,发展农业的合作经济,是建立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金融信用的产权基础与道德支撑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在于改变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和移植西方的信用文化,这或许是我国在面临全球金融一体化外部压力下快速构建现代金融信用制度的一种选择。治理结构的改善和信用文化的移植说明了在现代金融信用制度的建设中“产权基础”和“道德支撑”的重要性。信用制度作为一种金融产权制度,其产权基础不仅决定信用制度内容和形式,而且还影响着信用制度的“道德支撑”。此外信用市场的公平性是信用制度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信用契约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使金融信用普遍存在着“道德风险”。社会信用体系的道德支撑首先是以产权为基础的“理性道德”,其次是克服市场公平和解决委托代理危机的信息机制,除此而外,个人的道德素质和金融的职业水准不可少。     

学分制条件下教务运行管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学分制改革彰显“以生为本”和“百果齐收”的教育理念;构筑以适应学分制改革需要的教学计划和学籍管理办法为主体的政策框架;研发教学管理系统,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探索建立教务运行管理的闭环控制系统,采集、分析、处理教学运行特征数据,对系统进行实时监控,保障教学的良性运行;形成有特色的选课制。     

湖北城镇体系发育障碍及优化对策

城镇体系是区域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组合状态的数量和空间体现。城镇体系发育程度直接决定了城镇化进程的速度与质量。湖北城镇体系结构首位分布明显、空间布局不均衡的特征制约了全省城镇化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且这种分布结构的改善趋势并不明显。通过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县域不同层次的完善可实现规模体系由目前首位分布向层级体系转变,通过"一圈两带两轴"的架构布局可实现空间结构由单核心组织向多极化网络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