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工具

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国际非政府组织虽然缺乏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但是在全球治理的各个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来解读这个“谜”?文章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研究单元,以全球治理理论和信息理论为分析框架,尝试从信息的视角阐释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全新性、可信性和可用性信息为工具,以政策解决方案和专家建议为内容,将技术信息转化为政治话语来影响政治进程和政治结果,并以此参与国际制度安排,致力于缓解现实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生态上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有效推动全球治理的进展.     

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分析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数量、分布地域、多样性、内部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作用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效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缺失、受主权国家的影响过大以及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     

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研究

全球治理倡导国际社会诸多行为体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的方式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一种理想进路.在众多的治理主体中,除传统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外,对国际法发展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活动,为国际法的发展创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主体资格问题却日益成为影响其有效参与国际法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何理性面对并合理解决此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社会出现一体化和碎片化的双重趋势，而全球性问题的普遍出现对由一国政府处理全部公共事务的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治理理论即是针对这样的局势，提出的希望通过公私部门的合作，通过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全球共同利益的制度性安排愿景。作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国际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舞台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非政府组织体现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多重治理价值，并促进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规范性、广泛性和民主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本文最后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了简要描述，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残缺的独立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首要结构性困难解析

保持自身独立性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然而,由于在地域分布和资金来源上同西方发达国家彼此靠近,国际非政府组织同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距离非常难以把握.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迫于资金依赖,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某些发达国家政府的"代理人".而这种相互关系上的模糊性也为特定政府组建服务于其政治利益、隐蔽行使其部分政治权能的所谓"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外界难以识别的"掩护".因此,我们在赞赏国际非政府组织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尚诉求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保持自身独立性方面始终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困难,从而在属性上良莠不齐,这其中也包含着那些只追求狭隘私利的个体.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政策和策略述论

全球化是一种中性的关于世界不同体系的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和依赖过程的描述。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和剥夺导致了一种二元的社会后果: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分裂、地方文化的破坏、社会大众生计的艰难,另一方面也为"第三世界"提供了反对资本国际霸权主义的全球合作基础。当前存在着"反全球化"、"规制全球化"和"反思全球化"三种策略。反全球化策略其实是误识了资本全球霸权主义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关系,总体策略过于笼统;规制全球化策略是早期"福利国家"治理策略的延续,期望通过新的全球合作来规制资本的全球流动和残酷剥夺;反思全球化策略期望在全球公民社会兴起的基础上,通过全球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来重建全球人道主义的治理秩序。我们认为,反思和规制的互补和有机结合,才是应对全球资本霸权主义的现实选择。     

论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的影响、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驱动力的影响、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资源与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形成的影响,由此说明了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也为解答如何改善组织方式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这一问题带来一定启示。     

中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文化研究——运动式治罪的式微与日常性治理的兴起

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犯罪治理活动主要是在运动式治罪和日常性治理这两种犯罪治理模式的组织、设计与引导下运作和开展的。从文化视角出发、以文化的规范性为分析工具,着重对运动式治罪模式和日常性治理模式进行文化研究,并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制度、文本或话语四个层面上对前述两种犯罪治理模式进行文化规范性反思与解读,从而开放出"运动式治罪的式微与日常性治理的兴起"这一关涉犯罪治理发展规律的重要问题。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责任

全球治理转型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全球治理概念进行解构,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六个要素,并提取其中三个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作为转型指标,建构了分析全球治理转型的框架思路。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讲,全球治理转型属于"元治理"概念的范畴,目标是实现全球善治。进而,全球治理转型应着力调和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规则滞后、治理理念陈旧三个困境,体现全球善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包容性。面对全球治理转型,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必然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中国应该在推动全球治理权力和平转移、治理规则公平革新、治理理念渐进更新上发挥积极作用。     

“解铃”与“系铃”：经贸网络如何影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新冠疫情大流行显示全球化背景下流行病毒传播与控制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经贸网络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解铃”效应与“系铃”效应共存，二者方向相反、大小相近。“解铃”效应来源于沿着经贸网络流动的疫情信息与抗疫物资，“系铃”效应则产生于经贸网络中的人员流动与商品流通。经贸网络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第一个渠道与距离有关，距离越近的地区之间抑制效应与促进效应均更加明显；第二个渠道是与距离无关的“超距效应”，主要通过影响防疫政策发挥作用。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对外开放和公共卫生风险关系，以及改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具有政策启示。     

中国面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倡导”下的战略应对

＂倡导＂是大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首要宗旨和重要实践。＂倡导＂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特殊含义始终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实践为注解,这种倡导实践则主要通过对抗性倡导和合作性倡导两种形式得以展开,并对主权国家的国际声望构成压力。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的倡导从20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目前呈现出对抗性倡导领域相对集中、合作性倡导大幅拓展的现状特征。在准确把握其倡导现状并稳守政治底限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与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理性互动,将成为中国外交在可见的未来消解来自外部世界舆论苛责的重要手段。     

监护型控制逻辑下的有效治理——对近三十年国家社团管理政策演变的考察

本文根据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治理策略将自1978年以来政府的社团管理政策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受不同时期改革形势和政治体制改革重心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国家的社团管理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放任到控制、从以非常规力量管理为主到通过以法律治理为主、管理重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监控体制背后则蕴含了一种监护型控制的总体逻辑。但是由于这种逻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域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国家所持有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立场。通过对国家社团治理策略和背后立场的剖析,本文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即以"生存性智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研究范式。     

中国对全球治理困境的战略应对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全球化潮流进一步发展.当代国际体系虽仍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其能力和作用在全球性事务的发挥上显得相当局促,而针对一些地方性事务又显得不合时宜;而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公民运动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上所发挥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逐步成为国际事务治理的新方法,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新路径.但随着国际体系的发展,“全球治理”又面临着重重挑战而陷入了重重困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如何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去积极应对全球治理的新变化成为一重要课题.     

中国第三部门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第三部门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海外力量主导推动了中国第三部门的萌芽成长;而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企业/公众等本土力量则成为影响第三部门的主要力量。这种结构性变化背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对第三部门未来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观察恩玖和恩派两个能力建设机构会发现,第三部门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变化可以发展出超越依附式发展的道路,即在多元化资源支持下提升自身实力和独立自主性,但要警惕权力和资本的"双重殖民化"危险。     

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分析及中国气候传播应对策略

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呈现出领导力过渡和模式转型的"双过渡"特点。在这个特殊阶段,加强气候传播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短期来看,可以给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留出空间,坚定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保证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过渡交接;中期来看,有助于完成全球治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模式转型的平稳过渡;长期来看,可以帮助中国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经验应用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与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相对应,中国气候传播可以设计应对策略,为稳定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履行《巴黎协定》、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治理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

自明清至1949年,在乡村治理中宗族体现出"正式治理者"的角色特征。而自1949年至1978年间,宗族则演变为"非正式影响者"角色,即从正式变成了非正式,从体制内转到了体制外,从治理者变成了影响者。宗族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传统权力已丧失合法性,既不能直接作为治理者实施管理行为,也不能对精英选拔政策产生影响。它们所能发挥作用的,一是影响村民日常生活,二是通过对村社区权力分配的非正式争夺,通过对村干部工作的支持或配合与否,来影响上级对管理精英的选任、影响村干部的治理行为。影响宗族角色变迁最重要、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即国家宏观环境与体制的变化。     

网络化治理及其政府治理工具创新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部门的新形态,是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的一种新趋势,必然要求政府治理工具进行创新.网络化治理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网络治理中政府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程序性工具.在我国的政府管理过程中,政策工具增加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对于管制这种传统的治理工具应该进行重新定位,增加社会性管制的运用,并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共享知识与信息,充分发挥行政指导的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与功能分析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诸多的全球性问题.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政府,或者是由基于国家间利益而结合起来的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解决.近几年来,各种各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广泛参与,使其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新兴行为体,同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发挥了自己独特的功能和作用,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公共事业民营化:前提与限度

公平与效率的均衡、与民营经济的正和博弈以及与政府治理的良性互动分别是公共事业民营化的政治前提、经济前提和价值前提 ;而公共事业的亲市场品质和竞争的充分性则是民营化的内外限度。三大前提和两个限度共同构成了民营化发展的五个维度。只有当五个维度方向基本一致时 ,民营化作为实现政府治理的基本策略才能得到很好地应用。而且 ,民营化只是实现政府有效治理即善治的工具价值 ,本身不具有终极价值属性。     

战后美国“全球主义”外交战略的演变

全球主义是战后美国特有的一种全球策略思想。一般来说,策略思想包括三个问题:第一,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和外交目标;第二,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和目标,如何加强自身实力,如何部署军事力量;第三,如何具体运用和调动力量。第一个问题是对外政策,第二是战略,第三是策略。所以说,美国的全球主义是三位一体的,即包括外交、战略和策略,其主要内容是全球遏制政策、全面威慑战略和世界经济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