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对罗尔斯的批判及其公共政策含义

罗尔斯的思考模式并不是理解正义的唯一路径,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对罗尔斯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不同于很多学者忽略替代性理论的完善,阿玛蒂亚.森完成了包括基本主题、分析工具和评估尺度在内的范式转换。他重拾了智识史上的现实比较传统取代主流的先验制度主义,发展了社会选择理论以代替契约论分析构架,以能力尺度超越了基本物品尺度。阿玛蒂亚.森在基本主题和分析工具的学术合法性的证明上是完整和有说服力的,而在将能力方法(作为评估尺度)运用于公共政策领域时则面临了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限制。只有在理论上退让到基本能力层面,能力方法才具有公共政策中的合理性。与罗尔斯的《正义论》一样,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也不可能是正义研究的终点,两种范式之间的争论方兴未艾。     

走向微观正义——一种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视角

在城市社会语境下,城市不仅是研究的对象,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视域。作为实在,正义是一种良性、可持续的秩序;作为观念,正义是人们对良好、可持续秩序的价值追求与知识确认。宏观正义是一种以上层建筑、政治权力、社会精英为价值基点与合法性来源的正义,微观正义是一种以日常生活与普通人为生成基础、价值基点的正义。微观正义不仅是一种基础性的关系与秩序状态,更是一种逻辑、价值与情感基点。城市是正义生成与转换的场域,正义是城市存在合理性的价值确认,城市与正义历史互动、本体关联。正义转换史与城市发展史深层互动。在方法论与语境论意义上,正义也就是城市正义,没有城市也就没有正义,反之亦然。正义是一个城市存在与可持续的价值保证,非正义的城市繁荣只能是昙花一现。在城市与正义的历史互动中,伴随城市社会的生成,微观正义不断走向前台。从宏观正义走向微观正义,是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的必然趋势。但微观正义不会自然生成,需要人们进行自觉的建构。城市化的综合效应特别是其微观效应,将深层推动中国社会的正义转换。尽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仍存在诸多问题,但中国正义转型的希望又恰恰深寄于此。     

语言证据范畴下我国语言学家诉讼角色研究

语言是维护司法正义的重要载体和媒介,语言专家在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证据使用的语言证据,也必须满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要求。在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下,语言学家应作为鉴定人及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程序,以维护司法正义。     

不断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是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政治合法性问题已日渐成为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对于合法性基础的转化,要从依靠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型到依靠制度建设的模式上来。从政治参与制度角度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不难发现基本政治参与制度和机制的缺陷、对新型政治参与制度缺乏创新、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未能有效融合是制约当代中国合法性基础得以巩固的制度性因素。因此,构建以完善基本政治参与制度为主体、创新政治参与体制机制以及对非制度化参与加以融合转化为框架的政治参与制度是提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和策略。     

程序价值理论的第三种模式

我国的程序价值理论模式大致分两种,但此两种模式都没有解决程序与实体公正的关系问题,存在缺陷,无法指导中国的司法改革.程序价值理论应当采纳第三种模式,即:在立法的宏观层面,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构成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而在司法的实践层面,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构成纯粹的程序正义,理论上是不完全的程序正义,在制度上却作为纯粹的程序正义而发挥了作用.只有采纳第三种程序理论模式,才能真正理解法治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为法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正义、公正、公平辨析

正义、公正、公平等范畴既存在着相同,也存在着不同,因此,不能把复杂的正义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公正或公平问题。对于正义问题应从理念、制度以及日常生活等三个层面进行考察。相应地,对正义、公正、公平等范畴的辨析也需要从这三个层面来展开。正义包含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信念,体现着真、善、美的全部内涵,更具有理念色彩;公正是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并与一定的制度性因素相联系的正义;公平主要关乎的是人们日常生活操作层面的事情,它只需遵循同一标准规则的相同对待。     

证券无纸化与中国证券登记存管制度检视

中国证券登记存管法律制度并没有伴随证券无纸化而发展,在证券持有模式、证券登记的独立性、证券存管体制等方面都体现出不适应性.应当在法律层面确认证券间接持有的合法性,建立相对独立的证券登记体系,并修改完善证券二级存管体制,提供适应证券无纸化发展的登记存管法律制度.     

正义是什么:效用、公平、权利还是美德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这个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功利主义者认为正义是效用,罗尔斯认为正义是公平,诺齐克认为正义是个人权利,麦金太尔认为正义是美德。其实正义是属人的,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变化和更新的。在现代,必须从哲学层面升华正义理论,超越单纯的效用、公平、权利以及传统美德的视野,把人与人的生活意义、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完善作为正义理论的主题,并把关注弱者生存权利与约束强者权力意志的正义原则贯注于现实的生活实践。     

论量刑建议制度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作为量刑程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但是,我国现在的量刑建议制度存在立法规定的缺失和不完善、量刑信息的不完整性和不准确性、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等问题。应当从检察机关自身方面、律师的量刑辩护和法官的量刑裁判方面对我国的量刑建议制度予以完善和构建,使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达到应有的效果,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的社会团体在近 2 0年的发展中表现出与秩序的复杂关系。本文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 ,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地存在并开展活动 ,最后探讨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法律合法性作为核心整合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以便要求社团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     

公民对司法的态度--以行政诉讼为例

对于弱势群体（尤其是在行政诉讼中）而言,通过司法途径来接近正义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有的问题是技术层面的,有的问题是制度层面的。我国目前正处于法治建设的初始阶段,且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城乡二元局面的存在等,都构成了弱势群体无法有效实现权利救济的制度背景。当前迫切需要采取落实选举;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法;拓宽和畅通表达渠道。     

政权运行中合法性的延伸判断

政权合法性判断实际上分为两个层面:社会对主权的合法性认同,以及此后对所构建的政权进行合法性的检验。基于第二个层面,经过民主授权的政权还要受到法治原则的控制,背后隐含的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对运行中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追问。但是,当法治规范受到权力的控制,合法性判断就会在形式法治的过程中分解,实质民主意志就会因为权力对法治话语的控制而被"僭越"。要解决政权运行过程中,对合法性的延伸判断问题,就要完善交往程序,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克服权力的压制模式,实现真实妥协。     

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价值与建构

程序正义是衡量城市生态治理水平的重要尺度。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方法与步骤实现公众的生态权利。由于认知水平、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专业化程度等原因,城市生态治理中仍存在程序正义不足等问题。实现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需要承认多元正义观、深化公众参与、规范生态治理、推进生态制度建设。推进程序正义,需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     

论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

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是指某一检察院集中管辖特定类型案件的制度。按照管辖案件类型的多少,可将其具体划分为单一类型的集中管辖与复合类型的集中管辖。集中管辖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应运而生具有深刻的体制原因:或为破除地方行政干预,或为整合诉讼资源,提升检察机关专业化办案程度。但因其突破了传统刑事诉讼法所奉行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原则,故而存在着降低诉讼效率、导致捕诉分离、减损检察权整体运行质效等技术层面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冲击法定法官原则等制度层面上的合法性问题。对此,须将集中管辖的本质解释为专门管辖,并在这一基础上,思考和探索集中管辖制度在技术层面上的改革完善及其未来走向。     

从制度正义走向人性完善——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与传统契约论者不同,人性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不是一个逻辑起点,而是他要追求的一个结果,即人性的完善——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结果是他通过用纯粹程序的正义来规范制度时自然生成的。在《正义论》中制度的正义是寓于纯粹程序的正义之中的,而正义的制度一旦确立,在这种正义制度的背景下,人性自然走向完善。     

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自由心证的司法适用及其启示

同时适用于两大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制度的共性在于均尊重法官的裁判权威以及各国的诉讼结构。英美法系国家的严格约束型自由心证制度表现在法官的心证受到证据能力约束、陪审团的心证受到证据规则的限制;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对自由型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在于法官自由裁量权能决定证据的证明力。我国建设自由心证制度应当从建设更适宜自由心证制度发展的诉讼程序、完善制约机制、明确证明标准作为自由心证的尺度三个层面出发,同时注意控制高度盖然性标准的消极影响系数以防止因单一限制自由心证的程度而忽视个案正义。     

公正与善的捍卫者——对当代国家功能定位的一种考察

在资本向社会各个层面广泛渗透的今天,现代国家不应该像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将自身严格限定在"守夜人"的位置上,相反,现代国家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捍卫主流价值观念,引导社会向善发展;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过一种富有尊严的生活,帮助个体切实实现实质正义而非形式正义.     

空间正义论纲：逻辑起点、理论特质及问题视域

空间正义的出场与发展是理论转向和城市化现实推进的结果，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使得正义理论发展与空间的互动日益频繁，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呼唤新的城市正义理论指导城市的健康发展。空间正义首先源于空间与正义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双向构建，同时也是对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正义问题的具体回应。空间与正义是一对无法分离的相关性范畴，空间正义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差异性以及多尺度综合性等理论特质。空间正义的研究既要关注“分配”问题，更要站在城市主体尊严的角度关注“承认”问题，以及研究空间自身的价值性和情境性问题。     

执行正义的形成与实现——兼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执行制度的变革

执行正义在司法公正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实现执行正义,解决我国执行领域存在的问题,首先还是要从完善立法方面入手,以执行立法来建构合理的执行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对执行立法的多个方面进行变革,为形成和实现执行正义建构了新的制度框架。我们应当坚持制度落实,为执行正义的形成和实现夯实基础。     

产权情景、社会信任与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

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表征了农户主观层面的产权实施强度,反映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性,对农地的有序流转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基于苏、赣、辽三省237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土地法律文书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村庄土地调整提高了土地产权合理性认同却降低了土地产权合意性认同;制度信任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理性认同,但降低了土地产权合意性认同,人际信任则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意性认同;较低的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强化了土地法律文书与土地产权合法性及土地调整与土地产权合意性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应从公共治理、村庄自治和农户行为能力三个层面探讨提高农户土地产权社会认同的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