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红包·八月菊——读中篇小说集《八月菊》

这本集子是值得读的。不为别的,就因为作者是“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中的一员健将,也是该派第一、二代作家中仍然坚持不懈写作的一位。从八十年代后期起,“山药蛋派”就不怎么受到重视,“山药蛋派”这个名称也几乎不再听说。“山药蛋派”行情看跌,乃是社会转型期必然会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同样必然会有的另外一种文学现象,是这个流派不会完全消失。它是     

农村工作者的观察和思考——“山药蛋派”新论

赵树理和他的战友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束为等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山药蛋派”无论是从作家的成就、作品的价值、读者的众多、影响的巨大而言,都是不容忽视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象“山药蛋派”这样,有自己的领袖人物,有明确的创作主张,有风格相近的一大批作品,具有一个文学流派的较完备的特征,几经浮沉,却又     

关于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几个问题——兼谈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

“山药蛋派”由以赵树理、马烽、韩文洲、张石山为代表的四代作家构成。之所以将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是由于“山药蛋派”是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是由于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在创作上的相似性中的巨大落差;是由于只有赵树理的存在,才构成了“山药蛋派”的完整性及其演化中的深刻性。“山药蛋派审美”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在今天应该引起格外的关注。赵树理在追求作品通俗化、大众化中所贡献的文体上的成就,在今天极具现实意义。在赵树理传记的写作中,倡导对赵树理“个人空间”、“私人事件”、“精神私史”的重视。     

论“山药蛋派”

文艺界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西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看作一个文学流派,是五十年代的后期。他们或被称作“山西派”,或因山西省文联出版的《火花》为他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刊物,而又被叫做“火花派”,郑重的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的说法则为“山药蛋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于一九四三年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发表,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路线在山西抗日根据地贯彻、执行的产儿。     

政治、知识分子及群众的纠结：山药蛋派的三维文化论

山药蛋派作为一个动态形成的文学流派是多种文化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政治文化 (毛泽东的新文化 )是先导、知识分子文化 (精英文化 /启蒙文化 )是中介、群众文化 (农民文化 )是改造对象 ,在解放区这一特定的历史场域和文化实体中获得了完整意义上的逻辑内涵和历史关联 ,使山药蛋派在多维文化考察中获得了深层的文化审美和创化。     

试论新时期小说的流派问题

当前,评论界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热情讴歌、摇旗呐喊,为新时期小说的繁盛景象而欢欣鼓舞、大唱赞歌;另一方面,却避而不谈众多创作现象中的流派倾向,或者牵强附会地把为数极少的作家拉进“山药蛋派”或“荷花淀派”,终成不了什么气候,无法代表新时期小说主流。再则,干脆采取“驼鸟政策”,把头藏在沙堆里,拒不承认新时期小说有流派之分。更有甚者,近年时有文章悲叹新时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非但没有流派,甚而至于皆是芸芸众生,简直毫无是处,不足挂齿。     

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

山西"山药蛋派"文学形成于特定的历史岁月,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赵树理作为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家,与"山药蛋派"作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到了新时期,"山药蛋派"固有的政治功利色彩与浅白直露的审美趋向,使之很难获得高层次的艺术突破;而所谓新一代的"山药蛋派"作家,实际上却是凭借着对这一流派的扬弃与否定而闪烁于中国文坛的.在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面前,"山药蛋派"再不能陶醉于已经消逝的辉煌,否则就可能作茧自缚,失去自我蜕变的可贵机遇.     

论关于文学流派文学风格的评价——兼评关于“山药蛋派”的讨论

关于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的评价,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问题,它需要我们摆正一定流派的文学见解与它的艺术风格共同性之间的关系,摆正作品的构成因素与艺术形象体系在风格构成中的关系,否则,对于一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风格,不容易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当前在文学流派的评价方面,存在着重视流派的文学见解轻视流派风格的倾向,在作家风格的评价方面,存在着重视作品的构成要素如题材、语言、地方色彩等方面的一般特点,而忽视对于作家、作品形象体系的研究的倾向,尤其忽视对于内在深层形象的深入细致的体会和把握,因此得出的评价常常脱离文学流派的实际,脱离作家、作品的实际。关于“山药蛋派”的讨论,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论新时期作家的文化类型

<正> 当代作家浩如烟海,从个别作家的微观研究入手很难达到对当代文学整体面貌的把握。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依据某些创作现象的共性特征来做作家群体的宏观考察工作。建国以来对作家群体的研究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依据作家的题材、语言、风格等大致接近的共同艺术追求来划分流派,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茶子花派”等;二是依据地理空间来划分作家群,如北京作家群、湖南作家群、西部作家群等。这两种划分方法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无疑有其一定价值意义,能够使我们比较清晰地了解     

从陌生到熟悉：雷克思罗斯研究在中国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和“垮掉派”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诗歌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和多元文化的倾向,但由于国内研究资料的匮乏,学者对雷克思罗斯及其诗歌的认识和研究还停留在边缘化阶段。文章在综述“垮掉派”文学流派的国内研究基础上,侧重介绍雷克思罗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概括其国内研究的特点和拓展方向,以期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雷氏诗歌的研究当中来。     

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19世纪后半叶是国际法传人中国的一个重要时期.洋务派认识到国际法在中外交往中的重要性,开始主动接受国际法,力图按照国际法的规则来处理外交,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部分洋务派人士也认识到国际法只是"强者之法".事实上,他们运用国际法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中国受侵略的处境.     

论孙中山与新桂系的崛起

新桂系的崛起与孙中山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政治上,孙中山是新桂系的引路人,新桂系的主要领导人是受孙中山的感召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孙中山在军事上给予了巨大帮助;在治理广西、壮大实力的过程中,新桂系借鉴了孙中山的思想主张.     

试论"宁波帮"与宁波同乡会组织

在"宁波帮"历史演进过程中,"宁波帮"与宁波同乡会组织如影随形;同时,宁波同乡会组织在"宁波帮"的形成、发展历程中也有着特殊的作用。通过揭示宁波同乡会组织与"宁波帮"的这种特殊关系,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和评价"宁波帮"。     

沈从文是新月派吗 --"沈学"文艺思想探究

自30年代开始直至50年代后的长时间内,以叶丁易同志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史家们,均把沈从文视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拙文以沈的挚友巴金老人和新月派诗人饶梦侃对沈的不同思绪所作出的相同论断"沈从文不是新月派文士"为线索,阐述了个人的观点.     

清末科举考试内容改革述论

在清末教育改革中,科举考试内容占有突出地位。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增设算学科,到“戊戌变法”期间提出废八股改试策论和增设经济特科,科举改革与新式教育密切相连。“新政”初期,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推动了西学传播和新式教育的发展。     

熙丰党争新论

熙丰党争,除了围绕新法具体内容而展开的争论外,还在"祖宗之法"、"义利"、"开源节流"等深层次问题上进行了辩论.王安石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而反对派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从实践来看,变法派观点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但变革对象只是政策设施,而不是赵氏政权"维系防范的基本原则".王安石引用发挥<易>中的"利者义之和"观点,为理财制造舆论,而反对派则直接援引孔、孟的义利对立观点,批评和阻挠变法中的理财.在如何理财上,王安石主张节流但更强调开源,反对派则坚守节流反对开源.这三方面内容,层层深入,是两党争斗的理论依据.     

大历史与小人物： 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

北宋中央官署石工多来源于地方石工家族以及荫子授官，属伎术官，被视为杂流，晋升甚难，他们难以直接参与高层党争活动，在北宋党争叙事中显得寂寂无闻。相比取湮后世的官署石工，民间石工安民、李仲宁却因谨守忠义而名盛后世，其实二人拒刻党籍碑并非全为公理，亦有一定的私情所在。从民间石工拒刻行为看党争舆情与党争叙事，可知在“崇宁党禁”高压下士人集体失语时，小人物却做出了正义之举，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体现了当时社会舆情对旧党的同情。同时也体现出南渡后入籍党人子孙在党争叙事上是旧非新的总体趋势，他们为了弘扬祖德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反攻。透过石工行为看党争，说明看似与政治无关或处于政治边缘的小人物并不能完全独立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亦会不自觉地参与党争或被党争洪流所裹挟，甚至也会在政治斗争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文论讲疏的现代奠基之作——姚永朴的《国文学》

对桐城派后学姚永朴的《国文学》一书的产生背景、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这是进入到现代学术时期的古文论讲疏的最早呈现方式。通过这种分析,试图展示出古代文论研究进入到大学教育体制之后的一些变化,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提供一个范例。     

东北政务委员会合法性探究

东北政务委员会是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的最高行政机关,该机关虽在事实上行使着东北最高行政机关的职能,但其合法性却屡屡受到质疑和挑战。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有其历史依据,但其存在却缺少法理依据,这正是国民政府屡屡谋划裁撤它的原因;然而奉系势力之强大及对稳定北方局势的重要意义,又迫使国府不得不作出妥协,最终承认了东北政务委员会存在的合法地位。从东北政务委员会的裁撤与反裁撤斗争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奉系仍然有根深蒂固的旧军阀影子;另一方面,奉系国民党化进程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