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素逆序词“欢喜”和“喜欢”的演变及其动因

“欢喜”一词出现于西汉至魏晋的汉译佛经中,在唐宋时进入禅宗语录;词语“喜欢”则产生于东汉;在元代二者均由“欣喜”义引申出了“喜爱”义。自明清至今,“欢喜”的数量锐减,濒于消亡,只在南方方言中有遗存;“喜欢”在当代的使用频率大增,成为全民通用的基本词。崇喜重序的民族文化心理导致人们优先选择“喜欢”,“欢喜”只能表达“欣喜”义,并且这一语义功能逐渐由“高兴”“快乐”等分担。在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下,“欢喜”濒于消亡。     

说“义”

对“义”字的口头语言和古代文献的部分意义用法进行归纳,认为从先秦到现代,“义”字都含有“与众人共同抵御灾难”及“分财与人”的意思。又通过分析同源词来推求古义,考释出“义”字的本义应是分配猎获物分得公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上“义”字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点看法。     

双音复合词中的“一字之差”

两个同义或近义的字分别跟另外一个字组成意义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别的词 ,形成双音复合词中的“一字之差”现象。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语言发展中的造词偶合、词义演变及适应新事物产生的比照造词。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学习语言的“义”与“意”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讲的是书读的遍数多了,文章的“义”也就很明确了。古人又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的理解,体现在语文学习中,就是理解了语言的表层含义之外,着重体会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意蕴美。小学语文课本所选课文都是一些文字好、思想性强的好课文,为学习语言提供了很好的例子。通过读文章,只有实现对“义”的理解,再升华到对“意”的体味,才算是真正地理解了语言,才能为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这里简单谈谈“义”与“意”。 “义”与“意”在现代汉语里读音相同,又有义项相同之处,都有“意思、意义”之义…     

“博士”的历史语用学探析

汉语中的“博士”一词自战国时期产生起,其词义、用法不断变迁。现代我国沿用了欧美的学位制度,博士指学位的最高一级。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语用因素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思维影响,博士一词不断衍生出新的意义。从历史语用学的角度,分析博士一词从古至今在词义、用法上的演变及其动因和机制。象似性、社会文化、语言习得及交际双方的策略性互动成为博士词义演变的动因;类推、回溯推理、外借和语境义固化与消失是词义演变的重要机制。     

汉字从“同”得声之字试析

在汉字近56个从“同”得声的形声字中,就本文材料所能证明的同源词有35个,而这些理据式同源词按其所 含有的共同意义可分为两大组:一、表大义、盛义;二、指事物直通、中空、外圆的特征和动作直的特点及由此引申出 的通达之义。这两组以“同”为右文的同源字的产生在沈兼士先生提出的有关“右文”的六种分化式中属于本义与 借音混合分化式。根据杨光荣先生关于同源词产生及词义构造的理论,基于同源词词义=核义素 类义素及同源 词的产生是核义与类义的运作结果这样两点认识,分析这两组同源词的产生及词义构成,我们获得了这两组同源 词宏观及微观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若不轻言“凡”字,这种说法在一定范围内当是一 条真理。     

语言演变中的“葛氏定律”与社会文化心理通观

语言演变中的“葛氏定律”与社会文化心理通观于全有语言系统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词如果同时兼有良义（褒义或中性义）和劣义（贬义）时，它在语言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其表示劣义的义项会逐渐蚕食、占领良义的领地，并将其从该词的义项中驱逐出去，使良义或停...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过程性、具体性的色彩，因而是辩证的、科学的“义”利”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一“义“利”观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理论，它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及“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案中得到了升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     

魏晋“言意之辩”新析

言与意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言能否完全确切地表达意。这是语言哲学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真正形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并展开激烈论争则是在魏晋时期，史称“言意之辩”。“言”在古汉语中有多个义项，在“言意之辩”中其义指的是“语言”。“意”的含义指的是“意图”或“思想”，而“意图”或“思想”是思维的结果，所以，言与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主要表现为“言不尽意”和“言尽意”这样对立的两派。持“言不尽意”论者认为：“言”和“意”两者具有相对独立性，语…     

“诺苏”为“黑族”义质疑——兼论从语言研究民族的方法论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彝族族称“诺苏(n~(33)su~(33))”(四川凉山喜德话读音)是“黑族”之义,并进而推断因为彝族尚黑,故以“黑”自称。我们认为这一认识值得商榷。“诺”非“黑”义,而是纯粹的族名。本文拟从语言学、社会认知心理和历史文学文献等方面来说明“诺”非“黑”义,并由此兼论从语言研究民族的方法论问题。     

试谈词缀“方”的产生过程

目前,学术界尚未指出“方”字具有词缀的用法,但事实上,这种用法的确存在.“方”的本义是“双尖耒”,在此基础上,先后引申出“并列”义、“方国”义、“地方”义和“边”义,接着在“四·方”的句法环境中通过借代由“边”义衍生出“方向”义,最后在“方位词·方”的句法环境中语法化为方位词后缀.在词缀“方”产生过程的研究中,义素分析法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A是A”格式的表达特点

“A是A”格式是汉语中一种很有特色的体现语言经济性的格式 ,能产生非常特殊的表达作用。此格式有表区别义、表“区别义 +转折义”、表列举、表强调、表让步等五种不同的类型 ,而且各类之间是有关系的。分析各种类型的语义语用功能 ,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和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     

“周”字溯源

在现行工具书中，“周”字有两个基本义项，一为稠密，一为环绕，其他义项皆由它们引申而出。但是，追本溯源，此二者既非一词，亦非一字，只是读音相同。稠密义字作“周”，环绕义字本作“勹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勹舟”字下注曰：“勹舟与周义别。《口部》曰...     

汉语动词“遮”掩饰义的产生及其词义系统的演变

魏晋时动词“遮”由对物体位移的阻拦扩大为空间上对光线等的遮蔽,遮蔽义继而在唐代又引申出对事件进行隐瞒的掩饰义。语境的转换凸显了“遮”不同的概念要素,从而诱发新义。“遮”的遮蔽义宋元时已取代拦截义而在该词的词义系统中占主导地位,这与“遮”在“拦截”概念场中的败落时代上基本相当,反映了词汇的词义系统对概念场成员演变的影响。比较汉语和其它语言“拦截”概念的语义地图,可以假设“某词同时有拦截义、掩饰义蕴含该词有遮蔽义”。今人有将作掩饰义讲的“遮”释为“用贿赂去请托”的,忽视了“遮”本身的语义特征。     

“旦日”新证

“旦日”，古书多释“明日”，具体语言用例注译众说纷纭，只有查明词源流变，才能把握好具体语言用例中的词义。     

中古“哥”父兄兼指的理据

现代汉语的“哥”指兄长，中古“哥”却兼有“父”、“兄”二义。两晋以降，随着汉民族与北方民族语言接触增多，本义为“歌唱”的“哥”被借用指称“兄”义。由于北方民俗生活的影响．“哥”同对兼有“父”义。后来，受社会制度和语言客观规律的双重制约，“哥”在后世主要作兄称。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失”与“丢”的语义语用分析

“失”与“丢”的语义语用分析张凤格（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失”与“丢”都含有丢掉、失去之义，是一对常用的同义词。如“失了面子”，可说“丢了面子”；“连失两球”，可说“连丢两球”。但语言的事实说明，它们是很少能换用的，特别是作为构词成分组成词...     

广告“创意”新探

“创意”，原指文章创造新意。语出《论衡·超奇》：“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新，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意思是说孔子依据鲁国史写作《春秋》，但却不因袭鲁国史，而是重新“立义创意”进行构思，于是妙思奇想自胸中涌出。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信息：其一，“创意”与“立义”相对应。如果说立义是确立作品的主题，则创意是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其二，是“创意”引发了各种奇思妙想，那么，各种奇思妙想当然统一手创意，即一个又一个的奇思妙想只有靠“创意”协调为一个整体，才可能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