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

抗战时期,文协发起的活动中,有保障作家生活、作家权益的运动,也有救助贫病作家的运动.运动得到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可是文协内部内藏着难以调整的矛盾,以至成果好像不很理想.政府方面开始给<抗战文艺>以稿费援助.可是,保障公民权方面没有什么前进,相反,言论统制越来越强了.1944年下半年,文协又发起了救助贫病作家运动,取得较好效果.     

战后收复区反甄审运动的历史地位

在战后收复区反甄审运动中,国民政府进退失据,政治权威逐渐式微;而中共地下组织顺势介入并成功扩张声势。就在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动中,国共政争初见分晓。同时,学生运动的走向也开始发生变化,从依靠政府争取正当权益开始转向反政府的立场。因此,该运动成为战后国共政争和学生运动的转折点。     

战时国民政府争取中国大国地位的外交努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首倡建立反法西斯军事同盟,为提高中国战区的地位而积极努力;政治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大国的合作,废除不平等条约,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国民政府为争取亚洲的民族解放事业进行不懈的努力,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大国的作用。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

1937—1941年,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苏联坚持其避免两线作战方针,拒绝出兵远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调整外交战略,转向反对苏联对日出兵的立场,后又迎合美国远东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同意苏联参战。战争末期,它主要出于战后国内政治的考虑,以牺牲民族重大利益为代价,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反映了盟国关系和国民政府内外政策中的一系列问题。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苏联坚持其避免两线作战方针,拒绝出兵远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调整外交战略,转向反对苏联对日出兵的立场,后又迎合美国远东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同意苏联参战。战争末期,它主要出于战后国内政治的考虑,以牺牲民族重大利益为代价,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反映了盟国关系和国民政府内外政策中的一系列问题     

试析国民政府在西藏的熬茶布施及其效果

熬茶布施政策是国民政府＂从宗教上推动政治＂策略的重要体现。依此政策,国民政府在西藏地区的著名寺院进行熬茶布施,希望以此在西藏构建起支持中央的基本力量,从而达到改善和恢复中央与西藏政治关系的目标。实践表明,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汉藏隔阂,融洽了汉藏感情,密切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关系。     

边疆自治运动中的地方传统与国家政治——以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

［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位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康巴地区发生了三次由本地精英领导、以“康人治康”为口号的自治运动。文章从运动领导者的背景、经历、运动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诉诸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地方社会对运动的反馈等几个方面对这三次运动进行了分析,重点是考察这一组发生在边疆地区的自治运动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运动,它们的动因并非源自地方社会的内部诉求,而是由走出地方社会、掌握了现代政治话语、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中任有官职的“新精英”发起的,运动的目标则是与主政康区的地方军阀刘文辉争夺地方统治权。这些“新精英”的政治抱负与地方社会的政治传统并不协调,因此并未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但却与国民政府欲翦除刘氏势力的目标相一致,并进而具有了国家政治层面的意涵。     

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群众基础的比较分析

民主革命时期,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本信仰,但并没有真正树立起为民众谋利益的理念,在实践中也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经济需求、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党员只为谋个人私利而非党的利益,致使腐败丛生,因而日益失去人心遭致在大陆的失败;共产党则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价值理念,着力于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努力保障和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并保持了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因而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最终战胜国民党而执掌全国政权。     

抗战前夕中国商会的政治参与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全国商会进行整顿改组,藉以稳固统治与重构秩序。从表面上看,中国商会的参政热情与政治活动和民国初年相比有所削弱。但从努力争取商人选举权,积极参与国民会议,成立废战会主导废止内战等活动来看,实行改组后的中国商会没有完全丧失政治自主性,对经济民主乃至政治民主依然有着强烈期盼。     

权力变迁与新兴宗教的应对————以世界红卍字会徐州分会会址纠纷为中心的考察（1921-1936）

新兴宗教的发展与地方政治权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民初一些新兴宗教的勃兴正是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商的支持。不过随着北伐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冲击,原先受到官绅庇护的新兴宗教团体开始面临生存的困境。作为民国时期最具规模和影响的新兴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道院,在北伐之后与其他知名的新兴宗教一样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不过该团体通过慈善救济这一平台争取军政官员的支持,并将自身与国民政府的救济体系相捆绑,完成“慈善机构化”。借助以上方式,院会与党部及其所支持的团体发生财产纠葛时,便可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从而降低被打击的风险。院会也因此在党国体制下确保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