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沙都督府羁縻州之我见——兼评《唐代于阗的羁縻州与地理区划研究》

毗沙都督府下设若干羁縻州,由于两《唐书·地理志》不载州名,历史面貌较为模糊。本文考证羁縻于阗都督府贞观二十二年初领于阗、蒲山、六城、渠勒、戎卢、精绝六羁縻州,前上元二年,改于阗州为毗沙州,于阗都督府为毗沙州都督府,析置羁縻西河、勃野、河中、□□、东河五羁縻州,初步复原了毗沙都督府十一州的具体地望,并对朱丽双新近发表的《唐代于阗的羁縻州与地理区划研究》一文作了评析,认为坎城、吉良、固城仅是军事城堡,非羁縻州。     

论明代中央治藏的“贡市羁縻”政策

“贡”和“市”是不同本质的两个范畴,贡赐体现的是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互市则是藏汉两地商人(包括国家专营机构)及生产者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贡市羁縻”政策是明代中央治藏的财政、商贸政策的合称。明朝对西藏实行的“贡市羁縻”政策,既使西藏地方始终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统一管理之下,又有力地促进了藏汉两地经济的繁荣。     

论唐代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诚信政治

唐代统治者将诚信从道德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成为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唐能秉持诚信,既与当时崇尚诚信的思想传承有关,也与当时的历史进程相连,同时也离不开统治阶层的开明纳信。唐对少数民族施信表现在制定律令以立信;和亲、通婚以互信;爱之如一以示信;精选边镇良吏以护信;设羁縻府州以推信。其结果是既获得了边疆各少数民族对其最高宗主权的认可,使各民族得到充分融合,也稳定了边疆,发展了经济。     

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

秦朝军事占领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以后 ,筑长城 ,置郡县 ,修筑道路 ,发展农业 ,实行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 ,加强古代内蒙古同中原的联系。中原政权如秦朝统治内蒙古的历史同样是古代内蒙古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息繁衍的所在 ,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使古代内蒙古成为历史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论清代前期对西藏的统治

从清朝建国直至乾隆十五年百余年时间里清朝一直对西藏推行间接统治的政策,政教分离,由世俗贵族掌权,具体政权体制则经历了和硕特汗王制、五噶伦共同掌政制和藏王制三种体制的演变。推究其演变历程,西藏内部僧俗两大势力之间长期的力量消长和权力斗争无疑是促使清朝改革治藏体制的直接原因,同时清朝内地、边疆的军事政治情势与西藏地方政治发展走向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关联与互动,随着西藏地方政权体制的一次次变革,清朝在西藏的直接影响呈现出一种加速增强的趋势,直至乾隆十六年清朝对西藏直接统治的正式建立。     

进退之间：从羁縻诚、徽州的变迁看宋朝对诸“蛮”的治理

羁縻诚、徽州初置于五代十国时期,熙宁开边以后,宋朝收复诚、徽州,设置诚州与邵州莳竹县,其后诚州与莳竹县屡有变动,至崇宁年间新立靖州与武冈军,该地区的区划调整大体完成。其间,宋朝政府虽然制定了“详密”的羁縻政策,但治理理念与政策上的摇摆性导致国家在荆湖羁縻地区的开拓进退维谷,具体表现为城寨反复置废,国家“无经久之策”来控驭溪峒地区。直至宋末,靖州与武冈军仍被视为“边鄙”,国家也没有能够从整体上措置溪峒地区的治理问题,以致这些地区“蛮”变不断,始终未能实现“久远得安”。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后,为巩固和发展其统治权,对台湾施行过各种统治方式,在统治政策上,先后经历了武力政策、怀柔政策、同化政策等阶段。在土地政策上,日本从土地调查、林野调查和地租三方面大肆掠夺土地。在经济政策上,主要通过工业投资和商业垄断形成经济独占权,其经济独占权的迅速形成主要有5个原因。在基层统治上,以保甲制度和三段警备法作为基层有力的统治工具。     

契丹对奚族的征服及其统治方略

契丹部落的崛起,肇始于鲜质可汗在位的9世纪中叶。契丹部落对奚族的征服活动,则始于9世纪末期。鲜质可汗的继承者耶澜可汗在位时期,奚族分裂为山北奚(即西部奚)和从属于契丹部落的奚族战俘(即辽太祖组建的奚迭剌迭达部)。至辽太祖时期,乌马山奚与奚族本部分离。辽朝初期,以保留奚族原有统治方式的基本形式,实现了契丹贵族集团与奚族贵族阶层的政治联合。辽朝中期,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奚族原有的一切贵族特权遭到剥夺,奚族大王府也正式成为辽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之一。     

唐朝对东北亚诸政权的文化输出研究

唐朝对东北亚诸政权曾主动采取多种文化输出的策略,像学术、典籍、宗教、书法等等,这些文化输出政策缩小了唐朝与东北亚诸政权的文化差异,加强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也巩固了唐朝与东北亚诸政权的宗藩关系。这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对今天的现实政治仍有借鉴作用。     

唐朝前期教育发展的历史变迁

唐朝前期教育发展大致经历了李渊的初步筹划、太宗的＂大跃进＂、高宗的务实调整、武则天的人为限制以及玄宗前期的真正繁荣五个阶段。唐朝教育的所谓＂繁荣＂更多的是一种政策上、制度上规划出来的繁荣,是纸面上的设想,而非生活中的实情。唐朝教育对中国教育之所以影响深远,更多的是因为其在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     

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

唐律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体现者、规范者和捍卫者.唐律的内容体现了刑事司法的主体、参与人、程序、证据、强制措施、法律的适用、刑罚的执行等方面,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忠实的体现者.唐律对唐朝刑事制度的规范比较全面、具体和易操作,为这一制度的适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唐律通过刑罚手段来惩治违反刑事司法制度的行为,力度比较大.唐律能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唐律包含有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调整范围.詹初的主流刑事司法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疏议"起了完善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内容的作用等.在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唐朝前、后期刑事司法制度的执行情况大不相同.其次,后世律典对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有沿革.最后,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与古代东方其他法中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别十分明显.     

论唐代的左降官

左降官是在唐玄宗以后大量出现的一种贬官形式,左降官特指因罪而被贬至边远地区任员外官的官吏。在唐代,左降官是一种特殊的贬官形式,左降官不仅集贬官的三种形式即降职、贬为闲职和至边远地区任职于一身,而且左降官在唐代还具有流放的性质。在唐代皇帝的诏令中,常常将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     

唐代置观制度述略

作者简述了道教置建宫观的历史,对唐代政府置建宫观的常制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剖析了唐代政府控制置建寺观的重要手段——赐额制度,还对唐代置建宫观的资金来源做了分析。     

唐代文士隐逸生活述略

唐代许多文士有过隐逸的生活,而隐逸生活的动机目的多有不同,所以他们的隐逸方式与具体的隐逸生活内容也就显得多种多样.既有终身隐居的,也不乏亦官亦隐或一段时期隐居的.他们中有的修身养性、苦研道经、采药炼丹,有的游山玩水、躬耕玩赏于田园别业,又有读书习业以待时而出者,也不乏教授生徒、著述传经以为隐逸生活者,可谓多姿多彩,颇值得关注与探讨.     

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探讨

唐前期的土地法规政策和土地制度,共同规划安排了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并存的二元土地所有权的状况,其中国有土地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体现了国家主权意志、法权意志和统治意志,体现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干预和操控。同时,唐前期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具体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把当时的土地所有权视为单纯的国有或者私有,都失之片面。     

唐律共同犯罪探析

唐律的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其包括共同故意犯罪和共同过失犯罪。在共同犯罪 中,制造犯罪者为首犯,其他犯罪人为从犯,对从犯应比照首犯减一等处罚。唐律还有区分和不区分首、从犯的若 干特殊规定。这些极具特点的规定,可为我国的刑事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唐代矿业政策初论

唐王朝建立后,对矿业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政策,一方面由政府经营管理着部分矿业,另一方面也允许私人经营。对私营矿业的管理前后有所变化：唐前期,政府设冶监官营处,私人可以采矿,但要向冶监交纳矿税,而不设冶监官营处,私人亦可采矿,也可以矿产向当地政府折充课役。大约到开元九、十年稍前时,政府制定了专门的令、式条文向私营矿业征税,此后在管理上逐步予以加强。     

论唐代婚外性行为及其社会控制

唐代婚外性行为的发生主要有五个原因,即道德匮乏、婚姻不幸、长期分居、拥有特权和制度许可。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唐代婚外性行为可分为六类,即亲属之间、主仆之间、上级与部属之间、与妓女之间、僧俗及僧人之间、一般人之间。婚外性行为严重违反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婚姻传统,败坏了社会风气,加剧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尤其是容易引起各种纠纷,有些凶杀案件就由此而起。正因为如此,唐朝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控制,即大力提倡贞操,反对偷情私通,改革婚姻习俗,减少旷男怨女,惩罚婚外性行为当事人及有关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