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试论《史记》引用遥谚的艺术

司马迁所著《史记》,韩愈称之为“雄深雅健”①,苏辙认为“其文疏荡,颇有奇气”②,较为准确地概括出《史记》的风格特点。而文中司马迁多处引用歌谣、埋谚,融合在叙事议论之中,挥洒自如,用于刻划人物、说理记事,妙趣横生,寓意透辟,形成《史记》另一道别致而亮丽的风景线,表现了司马迁过人的史识。但遗憾的是,后世评论家尚难脱出正统采经技传的樊篱,对此多有龊晤,刘知几所谓“时来杂言”③,班彪讥为“论议浅而不笃”④,郑樵驳为“雅不足”⑤,正是这种倾向的表现。近人认识趋于客观,论述多能沾溉并有所褒扬,但尚未能进行具…     

《史记》所载韩非《说难》发覆

钱钟书先生《管锥篇》说,司马迁作《史记》,对于历史人物的著作,如果在当时是广为流传的,就不予著录,并且著明“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云云,以表明“世所周知,皆以省略。”例如《管晏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司马穰苴列传》诸篇,对于他们几位政治家、军事家的著作,都是如此。甚至“如老、庄、孟、荀之书亦然”。“但对于韩非的《说难》一文,既已明云“学者多有”,则又“何须全录”。《史记》对于贾     

《老子》的德与信息的关系

李泽厚在谈到《老子》中“德”、“道”概念的时候说:“德的原始含义究竟是什么,是一个迄今并不清楚而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它的原义显然并非道德”(李泽厚:《孙、老、韩合说》,《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这个问题的确值得研究。《老子》书亦名《道德经》。其论“道”与“德”精妙玄奥,是《老子》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和认识论范畴。因司马迁为《老子》作者立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     

试论《庄子·内篇》散文的艺术特征

庄子的文章得到古今的赞赏。司马迁说他“善为书离辞,指事类情①”;鲁迅说:“其(指庄子)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②由此可见庄子散文的艺术性之高。然而,《庄子》一书内容驳杂,体例不一,自苏轼以来就认为它不是出于一人手笔;但绝大多数人都认定《内篇》七篇为庄子所作。因此,本文所涉及的范围就只限于《内篇》。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之一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正如郑鹤声先生指出的那样,有些是“没有什么根据随便说的,只有根据张守(竹卩)或司马贞两说推算而得的,较为可靠。” 张守(竹卩)的说法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曰:“按迁年四十二岁。” 司马贞之说见同书“迁为太史令”下,《索隐》引《博物志》曰:“太史令茂陵是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两说正好相差十年,如《正义》是对的,则《索隐》误三十八为二十八:如《索隐》是对的,则《正义》误三十二为四十二。都只是一个数目字之差,出现差错的可能性相等,又无其它可靠的材料以资依据。因此在共同都认为“只有两说较为可靠”的前提下,又有从张、从司马氏之争。王同维、     

應該全面正確地評价司馬遷的思想

在司马迁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肯定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是唯物的,社会历史观是进步的,政治主张也是进步的,反映了全民的意愿,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立于对立的地位”。如有人说:“司马迁反对天命可以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的神秘思想”。有人则说:“《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跟当时以阴阳五     

荆轲并非“壮士”

荆轲是众说纷坛的历史人物.现就荆轲是否 “壮士”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荆轲刺秦王史实主要见于《燕丹子》、《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燕太子》)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记载几乎雷同.据清人方苞考证:“《国策》本无是文,或以《史记》之文入焉.”(《方望溪先生全集·书刺客传后》)司马迁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     

否定孔子删诗说的几点补充意见

孔丘(前551—前479)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也是最早实行分科教学的人①。但是,有关孔丘“删诗”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最早提出孔丘“删诗”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自司马迁孔丘“删诗”之说一出,赞成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赞成孔丘“删诗”的,可以班固、王(辶免)、刘知几等人为代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孔丘“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划了许多人物,尤其是悲剧式的英雄形象,体现出司马迁的生死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立名者,行之极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建立功业,扬名后世,是司马迁终生追求的目标,也是其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     

释韩安国“受《韩子》杂家说”

<正> 《史记·韩长儒列传》说:“韩安国梁城安人也,后徒睢阳,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这里的“《韩子》”显然指《韩非子》,当无疑义。司马迁的话里,把《韩子》和“杂家”并称,似乎是指韩非著书的内容,竟然会具有杂家的倾向了。据班固《艺文志》所说,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从《韩非子》考察,确实能够看出有这种兼采贯通的综合精神:(一)法家原是韩非自己的本色,兼有商鞅“为法”和申不害“言术”二派之长。(二)《韩非子》书里有《解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论《史记》与“江山之助”

本文从心理机制和文化背景两方面探讨了司马迁“躬身山水”的游历活动。司马迁深受老庄“乘物以游心”和儒家“比德”思想的影响,二十而南游,从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得“江山之助”而成《史记》“雄深雅健”之风格。但这种风格的形成,更主要的还在于时代的历史条件及司马迁本人的经历与才学。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不分”解

《二刻拍案惊奇》卷二有句话:“妙观见说到对局。肚子里又怯将起来;想着说到这话,又有些气不分。”章培恒先生《校点说明》云。“‘气不分’不可解。联系上文来看,‘分’当为‘忿’之误。‘气不忿’即气忿,通俗小说中常见。”在卷二正文中,他又把“气不分”改作“气不忿”。(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按:“气不分”并非不可解。“不分”之语,古人常用。《南史·王僧虔》传:“庾镇西翼书,少时与王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张不分”,意为“不服气”。     

从句式论孟子的“文气”

一、引言 论文章气势的雄健闳肆,历代学者皆推孟子为首。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确是的论。我们读孟子的文章,例如: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自然感到一股滔滔不绝、如排山倒海的气势,令人慑服。事实上,孟子的文章,是富有雄辩性和说眼力的。 孟子自称:“我善养浩然之气。”他所说的“气”,本与文章无关,是一种人格的修养,但孟子能够在立论行文的时候,把“浩然之气”化为“文章之气”,故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 韩愈的文章,也是气盛弘博,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一泻千里,而他的文章,却是学孟子的,故吕祖谦《古文关键》说:“韩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先人有言：咱周公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手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只引篇名）显然。司马迁在此向我们昭示了他著《史记》的文化背景及其方法，即司马迁将自己伟大的史学创作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以继承周公和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其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理论纲领。需要指出的是…     

孔子删诗说辨正

<正>孔子删诗之说,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只说到“去其重”,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说

司马迁创作《史记》一书的理论与实践,详见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其中主要是说:他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是懂得天文星历的,曾主持过汉武帝时期修订历法的工作。因此,他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显然和风靡当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受”等诸凡“多条祥”的说教是绝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