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互动中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

人们在从事历史活动的同时,会对人类历史的意义、规律,对人类各种文化体系的价值进行反思,而这种历史发展观与文化价值论又总是有机结合而构成一种统一的观念,即“历史文化观”。“历史文化观”是一种价值判断,各人群因其“社会存在”不同而互有差别,无所谓真伪高下。但是,这种观念对于人们的历史实践却有极大影响。     

法律价值推理的方法及其公理

在法律推理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行为使结果“出现”(由无到有)、“保持”、“消失”(由有到无)的变化来发现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变化,并通过对之进行行为功利、准则功利或系统功利的价值评价,从而就会发现生活事实的法律意义,使生活事实转换为法律事实。事实到价值的判定公理、价值到善恶以及善恶到规范的转换公理填平了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之间的逻辑鸿沟,实现了由事实判断向规范判断的过渡,打通了事实判断向规范判断转换的逻辑通道;价值强度公理和选择公理有效地解决了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冲突问题。这些方法和公理就是法律推理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的逻辑根据,就是从案件事实之“是”推出当事人之“应当”的逻辑机制。     

人文精神:终极关怀与世俗关怀的“张力”关系——关于文学“人文精神”讨论的人学反思

在以往“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主张“终极关怀”与倡导“世俗关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彼此相互排斥争论不休,使其成为一个二元对立的命题.从人学角度看,终极关怀与世俗关怀都是人文精神中的应有之义,可将其理解为人文精神的两个维度,二者在人文精神的有机整体中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构成一种紧张的“张力”关系.在这种“张力”关系中,才能使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实现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合理健全发展.从历史上看,人文精神不断丰富发展,就是在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既冲突又融合的“张力”关系中,此起彼伏地向前推进的.对人文精神问题进行历史反思,并从人文精神的内在“张力”关系着眼推进探讨,有助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全球化时代的唯人主义哲学

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是唯人主义的。它把人看作是属人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之本原和终极关怀的对象,以人道主义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和普世伦理的底线,高扬“人的解放”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文章认为,从尊重生命、热爱自然的“人的一般本性”到追求真善美的形上境界乃是人性的内在要求,故唯人主义与形上境界具有内在统一性。文章还着重剖析了真善美三大价值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矛盾,论说了“男性化的哲学家”与“女性化的哲学家”对于“可信”与“可爱”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价值真理多元并存的必然性,为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提供了哲学依据。     

屯堡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具有价值导向与精神激励的作用。历经六百余年沧桑的黔中屯堡,在时空演进中经历了长期的文化涵化,形成了独特的屯堡文化,既成为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也说明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屯堡文化内蕴的“忠勇”“孝悌”“礼智”“仁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屯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根基,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     

科学与人文: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学”和“人文”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即英国学者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当二者相对而言时,科学作为人们在认知意义上把握世界的方式,体现着价值中立的理性精神,从而属于知识论范畴;人艾则是指以信仰为特征的意义世界及其终极指向,它以超越理性认知为其特征,从而属于价值论论域。从陈述形式看,科学与人文体现了事实判断（是）与价值判断（应当）的分野。“能够的”与“应当的”、“我知道”与“我相信”乃是科学与人文在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上的表征方式。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科学同人文的分裂、冲突和对峙,…     

不须救世主的“末世”论——《自然辩证法》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有一种“末世”论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终结,整个宇宙的命运也是这样。永恒发展是物质永恒循环中的发展,对人类历史和人自身价值的理解应当置于这个大背景之下。恩格斯的“末世”论既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又是立足科学成果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价值的“终极关怀”。     

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一般说来,对通过科学程序所得出的一定结论具有两种判断。一种是自然的,根据事实是否正确采判断结论,称为“经验判断”。另一种判断是一定的结论向我们表达了某种含意,一般称之为“价值判断”。在哲学上,一般把“经验判断”称为“规范判断”,把“价值判断”称为“反思判断”。“反思判断”的结构,在我们现代政治学的观念中就是“后行为主义”的方法。但是,在“后行为主义”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对所有的事物都必须以价值问题为中心而展开。而价值对象又是“规范判断”的趋向,即价值的功能分析。由此,也可以看出“后行为主义”的不足之处。     

明清同性恋文化的诠释与思考——以明清之际男性同性恋为例

同性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皆有,但明清两代达其极盛。本文将这一现象置于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下,以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陈维崧为个案,通过对陈维崧及其时代之同性恋“现象”的深入考查和剖析,挖掘出这一文化奇观的终极根源在于明代中后期所形成的反儒学、反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从而诠释了明清时期同性恋作品空前繁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中国“反文化”概论

人类文化创造出的“正价值”与“负价值”同步积累，人类的历史是“正历史”与“负历史”同步演进的。反文化是以反取向思维和行为揭示匡正“负价值”“负历史”为主体职能的一种文化类别。中国古代具有反文化品格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孔子等。先哲们以特殊的语言揭示了人从“无”中走出，而在“有”中消亡的“负历史”轨迹，他们均从精神上保持了对物质的“反骨”，抵制物欲对人心的渗透。中国近现代历史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高品位反文化含量的运动。鲁迅、毛泽东均具有反文化的品格。在商品大潮涌动的今天，尤其需要有为的高品位的反文化的参与和匡正，呼唤真正的“精神贵族”！     

论司法三段论中的逻辑与价值判断

司法三段论将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和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舍乎逻辑地推导出判决结论是实现司法裁判正当性的一种基本模式,同时由于司法裁判在法律解释和案件事实问题上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因此,逻辑与价值判断构成了司法三段论的两个基本内容。     

论黄脸曹操

通过对文学戏剧中白脸、黄脸曹操的比较,评析了《曹操与杨修》所塑造的曹操的本色形象。并在理性分析形象的基础上,挖掘了人物形象所蕴藏的思想观念、人文价值、艺术质量和审美思考。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

需要感悟、体验、升华才能获得的隐性文化特征来源于民族隐性文化资源,主要包括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心理特征、思想观念、道德判断、审美趣味、宗教信仰等。它们跟显性文化一样,都是随着草原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断形成的,属于意识形态文化资源。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差异造成民族的根本差异,这才是草原文化的根。     

司法三段论的迷局破解

三段论的大前提具有普遍必然性,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具有或然性。三段论的大前提对小前提的涵摄关系是就外延宽窄而言,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对小前提的涵摄关系是就构成要件而言。三段论的大、小前提只具有“真值”一个维度,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则具有“真值”和“价值”两个维度。因此,司法三段论不可能像三段论那样机械地操作,司法三段论的适用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象思维”——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内涵和特征的概括。这种思维方式是由中国思想文化最高理念的性质即非实体性所决定的。与西方由其实体性最高理念所决定的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不同,"象思维"不像西方那样是主客二元、对象化、现成的思维模式,而是整体直观、非对象性、非现成的。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但其异化形态如唯科学主义等也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象思维"是比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更加基础和本原性的思维方式,具有"原发创生性"和保持动态整体平衡的特性。"象思维"与概念思维可以互补而不能替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三题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家之基本价值倾向是主张现代化的,因而它亦应归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断是不成立的。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的转折点,虽然它的批判和否定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根——"象"与"象思维"引论

重新打开被西方中心论长期遮蔽的"象思维",是把握中国传统经典本真的需要。"象思维"是人类最本原的思维,是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又是富于原创性的思维。语言逻辑都经过"象思维"孕育而产生。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语言文字和逻辑产生之后,由于其语言文字在符号化中仍然保留象形性根基,以及在中国经典《周易》中,把中国成熟的思维方式显示为"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这就使得中国易、道、儒、禅经典都主要是"象思维"产物。用概念思维可以透彻解读西方形上学经典,却未必能透彻解读中国诸家经典。中西两种思维的不同,源于在"轴心时期"产生的基本理念的不同。西方形上学理念从亚里士多德以降均为不同实体,显示为实体性、对象性、现成性。而中国的太极、道、心性、禅则显示为动态整体的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把握实体,需要用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如定义、判断、推理等。而把握动态整体或非实体的太极、道等,则需要用悟性的诗意联想的"象思维"。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在我们打开逻辑概念思维这扇窗户时,却错误地关闭了"象思维"这扇窗户。今天,在我们重新打开"象思维"之窗时,决不是要像某些人那样把逻辑概念思维之窗关上。我们应记住徐光启的箴言:"会通以超胜"。     

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以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为例

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实质上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体两面。尽管这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或许并不像人们所讨论的那般深重和浓烈,但它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它的存在妨碍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创造。在我们无法规避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今天,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和倾向,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打破各执一端的“中国化”或“西化”的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框架,建立一种诠释学的方式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在中国古典美学与现代(西方)美学之间的“视界融合”中创造性地转化,并在这种累积转化中积极地回应现时代的现实问题和现代性的挑战,或许是中国美学完成现代转型无法规避的一个建设性向度。     

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

有关法律方法的研究,普遍存在对逻辑真谛的诸多误解或曲解,逻辑形式并非就仅有一个三段论,也并非仅是人类已知的几个推理式,法律方法理应关注更多的已知、尤其未知的逻辑形式。并非复杂的案件不需要逻辑,并非涉及法律内容的思维就叫法律思维,法律内容的特征不能混同于法律思维的特征。当把法律思维跟非形式逻辑扯到一起时,须知"非形式"不是不讲形式,更不是不讲逻辑。法律方法至少应是对法律思维进行逻辑抽象的结果,逻辑抽象未必一抽到顶,是可以分层次进行的,用"分层抽象法"去审视法律思维,将可大大扩展法律方法的研究视野,使成就清晰、独立的法律方法论成为可能。     

企业源头文化本质探析

企业源头文化是一个新概念,产生于对“办企业”之基本问题的自觉思考和探索。企业源头文化的本质:是对经营使命的思考,凝结了对原始出发点的探索;是对经营根本目标的思考,凝结了对原始愿景的探索;是对经营根本思路的思考,凝结了对原始核心理念的探索;是对经营支持力量的思考,凝结了对原始精神的探索。企业应自觉打造源头文化,将企业提升到文化层面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