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下)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和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合私为公与顾炎武的经世史论

顾炎武提出的"天下之私,天子之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是明末合私为公论的最清晰、最明确表述之一。在顾炎武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种种救时济弊对策中,都体现出合私为公的指导思想,合私为公成为顾炎武经世学术的一个基本立足点。顾炎武等学者所提倡的合私为公论,其理论渊源可上溯至先秦儒学。     

对公与私关系属性的探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对公和私及其两者关系的正确认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经济领域中的公私关系展开分析,探讨了公私共生性、公私正负性、公私斗争性、公私共存共荣性、公私互转性、公私神圣性、公私同消性等问题,对我们确立公和私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国际法中公、私划分规则的审视

公/私两分制是社会学的重要社会分类方法,公/私的两分法在法理学中也一直有着重要位置.但是,这一两分法其实是轻视甚至忽略女性的社会贡献的.国际法是一门以公/私两分法为法理基础建立的法律部门,其对两分法的重视,更是严重地削弱了对女性群体权益的保护.某些女性主义法学者因而提出,要彻底否定公/私这种方法论,国际法也要把这种两分法完全剔除.这种建议并不合理.不应该完全排斥公/私这种两分论,而应该对其引入合理的性别考虑进行改革.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在联合国委员会上提起相关议题,以及对人权法给予更多的关注.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与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活私开公”:东亚志愿主义发展的新路径

长期以来,东亚在立公灭私和立私灭公的语境下,其社会的志愿主义发展受到极大的抑制,现有的少数志愿行动亦被压缩在无私利他范围内,难以展开。如何在活私开公的理念下,推动东亚志愿行动从精英转向普通人,努力从普通个体公民真实的生活中开出公共性,从小团体共同性中开出公共性,便成为东亚社会新公共性构建的关键。东亚应努力走出公私间的紧张与对立,在活私开公中奠定志愿主义的基础,并进而实现制度创新,寻求东亚志愿行动发展的新路径。     

论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的公属性和私掌性

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属主体,国家权力具有公属性。人民大众不可能都去行使国家权力,人民把国家权力委托给公务员行使,公务员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国家权力又具有私掌性。解决国家权力公属性和私掌性的矛盾,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增强人民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公务员要增强责任意识,树立义务本位观念,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和制约。     

民法私主体本位与社会顾虑探索

民法的本位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民法的贯彻以对个人的尊重为本根.所有权为完全的物权和排除他人干涉的不可侵犯性仍是物权法所应坚持的基本观念.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多体现在债法之中.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既是适用于整个合同法的规范,又能体现出合同法的本位和价值取向.现代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及对消费者保护的强化,合同自由原则已受到了很多限制,但这一原则仍然是合同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公私观念与农民行动的逻辑

本文通过对一个灌溉故事的解读,认为虽然构成中国人行动逻辑深层基础的公私观念并无大变,但快速的社会变革却改变了农民对“私”的范围的定义。失却了传统文化,以前作为私的宗族、房支现在却可能成为了公。同样,失去了“大公无私”的教育,村委会或村民组等建制内的认同就难以维系。结果是仅留下核心家庭这样一个层面的私,这就深刻影响了农民的实际行动选择,并影响了诸如农村水利等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理想与现实之思

网络公共论坛的发展,给公共领域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很多学者认为网络虚拟空间可以代替现实的公共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重建。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自觉地满足公共领域的重建条件。不管是人性"本我"的非理性狂欢,还是政治参与的同情与伪善,都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提出了挑战。因此,建构网络公共领域,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国家公权与私权的分离;完善民主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程序化路径,约束网民的非理性狂热;加强网络素养与道德规范教育,提高上网的文明程度。     

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从化恶为善到化私为公的自发秩序

本文首先诠释曼德维尔＂私恶即公利＂这一＂无赖之语＂中所包含的深刻自发秩序思想,并用＂化恶为善＂一语概括其内容,然后阐述斯密与休谟对他的批评与发展。斯密提出的无形之手的神奇功效可用＂化私为公＂一语来概括。从曼德维尔的化恶为善到斯密与休谟的化私为公,是自发秩序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最后,阐述化私为公的实现过程与必要条件。本文诠释了他们的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即基于人性论视角的自发秩序思想：在无形之手引导下,人们从利己天性出发追求其私利最大化的同时,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社会公利的结果,一种化私为公的市场秩序就自发地形成了。本文旨在阐明,在他们的自发秩序思想中所蕴含的基于人性论视角的利己人假设所推演出实现化私为公的可能性之逻辑,并通过对其诠释而作出理论的重构。     

东亚近世儒者对"公""私"领域分际的思考--从孟子与桃应的对话出发

《孟子·尽心上》记载的孟子与桃应的对话揭示了如何处置“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责任之间的冲突问题,从而为中国思想史乃至东亚思想史引入了“公”与“私”的概念。作者厘清了“公”与“私”概念的转折变化,归纳了东亚儒者对此问题的诸多讨论,指出“公”领域与“私”领域中的德行常常必须在“公”领域中才能全幅实现,并且“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恒有其难以化解的紧张性。东亚儒者提出以具有超越性的“天理”或具有“普遍性”的天下为企图化解“公”“私”冲突之概念工具。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专制独裁体制下,“天理”等概念的解释权都被权力掌控者垄断,从而架空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超越性或普遍性,并将之转化为镇压人民的工具,这就是17世纪后东亚各国“气”学一系的思想家伊藤仁斋、戴震等人,批判程朱学派所建构以“理”为核心的思想系统的部分原因。     

公私观与和谐社会的制度安排

在公私关系与社会和谐问题上,西方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主张:一是认为只有公有制才有社会和谐;二是认为只有私有制才有社会和谐.前者一般相信人的为公精神,对具体的制度建构缺乏兴趣;后者一般相信人性为私,强调制度的抑"恶"作用.过分强调"私"的自由竞争对资本主义造成了种种社会不和谐,使现代西方的私有制国家被迫加上一些"公"的成分;传统社会主义以为有了公有制和平等,就有了社会和谐,但实践的结果却差距甚远,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被私有制所取代.今天,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对人的私欲有清醒的认识并有抑恶的制度约束;树立公私协调发展观并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树立公私分明观并防止以权谋私;树立私权优先于公权原则并限定公权的限度.     

由“私”及“公”：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的公共生活——河北龙牌庙会的个案研究

在不少学者眼里,在公共事务迅速衰落、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的当代中国乡村,共有的民间信仰和庙会却在很多地方成了公共动员的有效力量。在学界颇具盛名的龙牌信仰个案中,追寻一己（家）之福的民间信仰通过信众的许愿—还愿行为和神明恩威并举的灵验传闻,有效促成了乡民对庙会这一村落公共生活的参与。不过,这种公共生活的动力更多在于乡民对私利的重视,而非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只能被视为涂尔干意义上“机械的公共生活”,其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以及当代乡村民主自治所要求的乡村公民文化仍有很长一段距离。     

论单向度社会监督的不足与公民权利的合作实现——从云南“躲猫猫”事件说起

云南的“躲猫猫”事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公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权利斗争理念过分强调单向度社会监督而忽视合作,但单向度社会监督存在力量薄弱、分散和被动等不足。商谈权利论为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问的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躲猫猫”事件中的一些做法体现了这种合作型社会监督模式。通过合作式监督,可以更充分、更高效率地解决社会问题和保障公民权利。实现这种合作需要法律制度的开放、观念的转变和推动力量的培育。     

试论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从美国立宪争论到罗尔斯的理论回应

自美国立宪时期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围绕“宪政还是民主”产生争论以来,两者之间的张力即成为现代(特别是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的一大主题.罗尔斯后期的宪政理论,一方面继承了“二元宪政民主”理念这个美国宪政模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对其进行了独树一帜的发展.他通过来源于政治传统的社会共识这个中介,将变动不居且具有“多数暴政”倾向的“民主”纳入到相对稳定且保障“宪法根本”的“宪政”框架之中,从而较为有效地弥合了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构建适应和支持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型价值理性体系

价值理性是人对于价值的理性认识、范式建构和自觉追求,它是社会的文化核心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具有根本的导向与控制作用,要加快和谐社会建设与现代化进程需要深刻认识社会应有价值理性的结构与功能,系统矫正现实存在的价值理性的畸变、错位与混串问题,对当今及未来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应有新型价值理性系统进行正确定位和良好培育.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

近代的市民社会观念,主要是指因商品交换关系而将人们联结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渗交往领域。20世纪,市民社会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是指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即自治的民间社团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这两种市民社会观念都将克服市场社会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作为其理论的核心问题。不同的是,近代市民社会观念力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克服市场社会的内在矛盾,而当代市民社会观念则致力于在市民社会中寻求克服市场社会内在矛盾的根据和力量。市民社会观念的这一变化是对市民社会发展历史的反映,必须考察这整个演变过程,综括其丰富的内涵,才能达到对现实市民社会及其发展的全面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