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村宏微观产出的相关性分析

我国农业天生弱质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决定了政府必须对"三农"进行扶持与保护。文章利用ADF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灰色关联模型,通过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和投入结构与农村宏微观产出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得出:财政支农投入是宏观农村GDP增长的原因,是微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原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农村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最大。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扩大财政支农规模;突出财政支农重点,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期间农民增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对皖北地区的实地考察和1992～2010年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十二五时期影响安徽农民收入倍增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民受教育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增收有显著影响,欠发达地区、农业大省与农民工流动的省情对安徽农民增收影响极大,皖北地区的土地流转、政府引导、农民培训和致富带头人培养、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村经纪人、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等问题影响了当地农民的增收,而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还没有产生明显作用.     

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针对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益进行了空间固定效应以及时序效应的筛选,并结合Hausman、Wald检验实施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的修正,以W空间权重矩阵标准化验证我国区域间时序基础上的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应的空间关联.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以信贷的主要方式促进农村经济与农民增收来实现农村减贫,具有直接效应;金融支农减贫与经济效益存在正向弹性,区域的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扩散至邻近区域的可能性要高于劳动力增加带来的相应效益在邻近区域的扩散.     

财政支农杠杆效应的实证研究：1987～2007

 尽管改革以来中国财政支农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仍有待揭示其症结以作为改进财政支农工作的切入点。本文依据1987～2007年统计数据，着眼于财政支农杠杆效应视角，对中国财政支农的效率状况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由于财政与金融彼此割裂式单干支农格局致使财政支农杠杆效应未能有效发挥，财政支农效率十分低下，建议整合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以实现在提升财政支农杠杆效应基础上放大支农资金规模，从而大幅提升资金支农整体能力的目标。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并进行了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而农业受灾害的上升、农业信贷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农增收。     

财政支农绩效的数量分析

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对农业产出与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效率呈下降趋势,并居于次要地位.本文最后提出了提高财政支农绩效的一些政策建议.     

财政支农支出水平的空间差异与动态演进

财政支农支出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要素资源合理化配置及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07—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综合运用计量分析工具,对财政支农支出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动态演变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全国和四大区域财政支农支出分布总体呈向右移动趋势;财政支农支出水平状态较为稳定,且流动性较低,动态演进过程相对较慢,同时财政支农支出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中国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文章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采用回归分析对财政支农政策影响农民收入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     

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特征

利用2005—2016年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农业信贷投入对农民增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两者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短期内邻近地区农业信贷投入不利于本地区农民增收,但从长期来看则对本地区农民增收起到了促进作用;农产品价格指数、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表现为单一门槛特征。     

基于农民增收视角的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效率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80～2006年度国家统计数据,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增收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业基本建设投入对农民收入影响力最大,科技三项费用投入次之,支农支出影响力最小.研究认为我国农业投入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增大农业投入总量,调整农业投入结构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手段.     

Dynamic Savings Decisions in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s With Incomplete Markets

We develop a methodology for examining savings behavior in rural area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explicitly incorporates the sequential decision process in agriculture. The approach i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alternative forms of savings in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formal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Our results, based on stage-specific panel data from Pakistan, provide evidence that the presenc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importantly influences the use of formal savings and transfers for income smoothing.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biases in evaluations of the savings-income relationship that are inattentive to the within-year dynam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收入风险、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运用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研究了收入风险、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越稳定,家庭开展金融教育的概率越高;金融教育显著提高了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按收入风险将样本分组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且金融教育对不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对家庭收入稳定性分类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增加金融教育的供给,提升家庭整体的金融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进而改善家庭金融福利。     

退耕还林背景下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研究——基于陕西省志丹县退耕农户的随机前沿分析

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以陕西省志丹县退耕农户的微观面板数据作为实证,对影响退耕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外生性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结论:退耕农户整体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水平偏低,可通过增加播种面积和农药化肥投入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水平;对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微观因素进行测算,可以发现,户主受教育年限、耕地细碎化、人均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会给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带来明显的正效应;农户干部身份、外出务工、贷款行为和人均耕地面积则会在不同程度上恶化农业生产效率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提高退耕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水平.     

中国省际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变:2001-2009年

近十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变化最快的一段时期,然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农民收入是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本文利用趋同检验、核密度估计以及转移矩阵等方法刻画了我国省际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变。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富裕地区有更高的增长率,从而导致省际农村收入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但不同省份的相对收入状况的变动却有所不同。     

财政支农、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民增收的动态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政府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焦点,文章基于1980-2007年辽宁省的时间序列数据,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运用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辽宁省财政支农,农村居民消费以及收入之间的关系,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动态分析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正向联系,而财政支出的各方面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不尽相同,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和收入都有负影响．即产生“挤出效应”,而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收入产生正影响,而对居民消费却产生“挤出效应”,科技项目支出对居民收入和消费,先产生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变为正;其他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产生正的影响,而对居民消费先产生“挤出效应”,随后又促进居民消费。     

SAR模型在省域和县域农民收入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利用各省财政农业人均支出、农村人均用电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了农民人均收入空间自回归(SAR)模型。模型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现象，它反映了省际农民收入存在聚集效应；农民人均收入对财政农业人均支出、农村人均用电量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收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农村用电量是衡量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有效指标。考虑到省际间差异可能太大，文章还对福建省67个县市进行了同样的问题研究，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脱实向虚和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实体行业间极端风险关联的影响

随着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和部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的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对于极端风险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金融体系内部。故此,本文首先基于行业指数日度数据与五分钟高频数据测算行业风险价值,其次利用Elastic-Net-VHAR模型构建金融实体极端风险网络进行动态演化分析,最后研究实体与金融行业间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第一,基于横截面维度,材料和工业行业在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金融行业的风险净溢出水平为负;第二,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开启后,网络整体密度明显下降,实体行业对金融行业风险输出水平降低,而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风险输出水平略有提升;第三,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实体行业“脱实向虚” 程度显著提升了实体与金融行业之间双向风险溢出水平,并且在金融强监管与双向风险溢出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效应。根据上述结论,建议监管层进一步推进金融强监管政策,注意金融监管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之间的配合,还应特别重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规模进行严格监控,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     

金融冲击与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研究

本文在DSGE框架下引入金融冲击,比较完整地刻画了包含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流动性支持政策的央行“政策工具箱”,并对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在不同外生冲击下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进行了系统考察。本文分析得到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在各种典型的金融冲击下,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均具有良好的宏观稳定效应;二是从政策实施的角度,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可考虑盯住银行存款的变动,并在政策操作上体现“及时反应、力度合理”的原则;三是从社会福利增进的角度,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政策的效果受到冲击来源的影响,总体上应对金融冲击的效果较好。分析结果初步显示了流动性支持政策作为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箱”一种辅助性金融稳定工具的可行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新变化与国际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一项主要指标,是研究分析收入分配状况,制定金融宏观政策的重要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加强了对居民金融资产的调查和研究。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居民金融资产存量表的统计数据,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总量和结构变化情况,并通过国际比较指出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面临的新问题,提出改善我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