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拯救与逍遥——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在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中,一言兴邦拯救天下的政治热情与为民请命的内在赎罪冲动联袂而行,政治上直言极谏,诗歌创作中的讽谕诗"惟歌生民病",风格嚣张刻露,致使白居易政治和艺术上走入了双重困境,并因此而带来了他诗歌创作心理的变化,遁入了"知足保和"的逍遥之游,为其讽谕诗的创作画上了仓促的句号。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讽谕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

我们读中唐时期的诗歌,特别是白居易、元稹诗歌的时候,常常接触讽谕诗、新乐府这两个名称。现在不少文学史著作和单篇论文,往往把自居易他们提倡写作讽谕诗的活动称为“新乐府运动”,在某些同志心目中,这两个名称的内涵几乎是等同了。实际上,讽谕诗是就思想内容而言,新乐府是就样式而言,这两个名称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辨析。     

论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元稹、白居易前后交往30年,诗歌唱和近千首。这些唱和强化了二人美刺比兴、讽谕时事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讽谕诗创作,形成了同题共作、从同立异的唱和性质。在元白的唱和实践中,彼此的诗风得到不断改进,对二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裁与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诗歌史的发展。     

白居易的两种诗论和两种诗作——读《与元九书》随感

对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前人已有不少评论。建国以后学术界对他的诗歌创作给予了充分地肯定,特别是对他的讽谕诗评价更高。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要表现在他的《与元九书》中。对于白居易诗歌理论的评价,多年来也是大都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有个别论者对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近来重读《与元九书》,觉得白居易的诗论与诗作有些问题还应从二者的结合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白居易诗歌的分类与传播

白居易诗歌流传至今者近三千首,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白居易的作品,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由好友元镇协助,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当时白居易将他的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前三类都是古体诗,又按题材分为三类:讽谕诗注意反映种种政治社会问题,向帝王和当权大臣进行讽谏;闲适诗表现暂离政务休闲在家时的悠闲恬适心情;感伤诗表现亲朋聚散丧亡等使人悲悼之事。杂律诗即是律诗,它重     

论中唐新乐府诗的讽谕特质

中唐元和年间,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创作的“新题乐府”和“新乐府”诗,开创了“新乐府运动”。由于他们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使得“新乐府诗”有着强烈的讽谕特质。这主要表现在“政教”传统的继承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和艺术的欠缺性等方面。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张保健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５１岁以前写的１３００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条律。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为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其中《新乐府》５０首更是有组织...     

《琵琶行》赏析

白居易的诗近三千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把他众多的篇什,分编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大多是在他作谏官时写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些诗,或同情劳动人民,或揭露统治阶级,笔锋犀利,尖锐泼辣,往往一针见血,莫不鲜明地表达出诗人的政治态度,是白居易诗歌中的精英。七言歌行体《琵琶行》和另一首著名叙事长诗《长恨歌》被编在《感伤》一类中,也都是白居易很具     

白居易在长安

白居易一生在长安度过了二十多年时间．从勇敢谏诤的左拾遗到意气消沉的太子少傅，前后判若两人，白居易对中唐杜会的分析是正确的，他提出的广开言路、举贤任能、轻循薄赋等主张是切叩时弊的，白居易的讽谕诗抨击黑暗现实，反映民间疾苦，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指出了它对宋代诗歌影响甚微 ,而对元代诗歌影响较大的具体情况 ,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诗人在诗歌创作趋向和艺术风尚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诗·酒·人生——兼论白居易的诗歌思想

饮酒诗是白居易诗歌作品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贯穿了其诗歌创作的始终.白居易的诗歌,无论是讽谕、感伤诗,还是闲适、格律诗都散溢着醇醇的酒香.白居易纵情诗酒以避祸消忧,体悟人生.从他的饮酒诗,可以看见一个血肉丰满的真实的白居易,并能够窥见其思想发展历程,发现其人生发展轨迹.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简论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

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写政治讽谕诗早于白居易;《新题乐府》、《乐府古题》的政治内涵;《连昌宫词》的政治讽刺意味。其总体成就虽略逊白居易一筹,但从当时总体情况来看,能与白居易相肩随者,也只有元稹一人而已。     

《长恨歌》“劝讽说”的实质及与讽谕各说的比较

劝讽主题说论证了《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的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真情 ,《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这一进展是劝讽说与讽谕各说的根本区别 ,其意义在于突破了《长恨歌》主题研究最大两说爱情说与讽谕说的尖锐对立 ,确立了《长恨歌》选择的“动之以情”的表达方式 ,可以有效解释《长恨歌》文本特征、结构的统一性、白居易自述“风情”、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对重要史实的艺术处理等主要问题。     

王禹偁散文的分类评析

王禹偁作为北宋初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但对其作品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诗歌作品的赏析和评价上,对王禹偁大量的更鲜明地表现其思想人格的散文作品却少有触及。而对王禹偁这些散文作品的分类解读却是深入研究王禹的关键,因此,对王禹偁散文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王禹偁创作的散文文体是多样化的,其中具有较强文学性的占其散文创作50%以上的非公牍文,包括辞赋、书牍、赠序、论说、序文等五种。它们因为文体的不同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而这些不同文体却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王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通过分体研究试图进一步解读王禹偁其人其文。     

讽谕诗的飞跃--试论罗隐讽谕诗对中唐写实讽谕的突破

晚唐诗人罗隐,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这些诗题材内容丰富,表现方式独特,突破了具有浓厚的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中唐写实讽谕诗的束缚,并弥补了其不足,推动了中国古代讽谕诗的进一步发展.     

《唐诗艺术技巧分类辞典》序

文艺作品由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两个方面所构成。不朽的文艺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体。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文艺常识，但由于极左思潮的长期作祟，重内容轻形式、重思想轻艺术竟成为风靡许久的时尚。比如，一提杜甫，便推崇“三吏”、“三别”，肯定诗歌的“人民性”、“忧国忧民”之类；一提白居易，就推崇《卖炭翁》、《杜陵受》，肯定诗人讽谕诗的深刻思想性。而作为诗人，杜甫、白居易在具体诗作中所表现出的艺术才华、艺术造诣、艺术技巧究竟如何，却往往置之于不顾了。于是，在我们以诗著称的国家里，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