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秦美新》非“谀文”辨

西汉辞赋家扬雄,曾被誉为中国古代六大名作家(屈原、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韩愈)之一,其所作《太玄经》、《法言》,桓谭以胜老子(《汉书·扬雄传》),葛洪以方仲尼(《抱朴子·尚博》),可谓钦仰之至。然而,扬雄一生活动在西汉末年成、哀、平帝淫奢衰飒之际,王莽新朝初建未定之时,其社会动乱和政治复杂影响着他的学术思想。因此,他一生伟大的创作也就充满了矛盾,既赢得盛誉,也遭到当时和后世的诟病。其所遭诟病者有三:一曰《反离骚》,二曰《太玄经》,三曰《剧秦美新》。至于《反离骚》,虽有如“屈原之罪人,《离骚》之谗贼”(朱熹语)之毁,然为扬雄辨诬者甚多;《太玄经》虽不见容当世,而扬雄自有《解嘲》、《解难》之文;唯《剧秦美新》(以下简称《美新》)一文,成于扬雄晚岁,遭诋毁千年,却无一探真象者。明人张溥云:“《剧秦美新》,谀文也。”何谀之有?笔者主非“谀”之见。     

在人性论上荀况对扬雄的影响

扬雄《法言·君子篇》有下列的一段话: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苟非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亦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或曰:“孙卿(即荀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牛玄,骍白,睟而角,其升诸亩乎。是以君子全德。”可见扬雄对孟、荀的看法是:孟、荀同宗孔子,立说各自不同,但孟之于孔,没有不同,而荀在《非十二子》中,批判了子思和孟子,这是他不纯的地方,也是他异于孔子的地方。扬雄是最推崇孔子的,往往以孔子的学说作为折中各说的标准。孟子既同于孔子,是他自认为是孔孟的继承人而不同于荀子了。不过就人性论说,他却受了荀子性恶说的影响,而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说。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韩愈前后儒家圣人统序与经书统序的嬗变及原因

韩愈之前儒家的圣人统序是尊周公孔丘颜回和为五经做传笺注者,经书统序是尊五经及传笺注。宋元以后儒家的圣人统序嬗变为尊孔丘孟轲及二程、朱熹,而经书统序嬗变为尊四书和《孟子》等。这一嬗变的核心是,抬高了四书尤其《孟子》的地位,也抬高了孟轲的地位。推动这一嬗变的,是二程、朱熹。二程最早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析出,并做了改定,且绝对地推崇孟轲和《孟子》。朱熹继其踵,为四书做了较为繁琐的集注,也绝对地赞美了孟轲和《孟子》。但引导这个嬗变的最早发轫者,却是韩愈。韩愈在《原道》中,已将孟轲接续在了孔丘之后,并添加了曾参、子思,还将《中庸》《大学》与《孟子》做了一个接榫。     

孔子文质观的发生及其影响

<正> 文质一词最早出于孔子之口。但物质世界有本有末。《礼记·大学》云“物有本末”。《乐记》郑玄注:“质犹本也,文犹末也”。本末即文质,文质即本末,两者同义,都源于万物。万物由本起末,由质而文,先后承续,互相制约。股周经籍《周易》,扬雄曾云“说天者辩莫乎《易》”。天即自然。《易》的原始作者深入自然,仰观俯察,发现万物变化而多采,起源于阴阳之道、文质之和谐。《易·序卦》云,“贲者,饰也”。万物之本质必修饰文采方可显示。而文采定要与本质匀称相谐,不过又不逊。故修饰终于“白”即素朴。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贲象穷白,贵乎反本”。程颐替《贲·上九》“白贲”作《传》:“贲饰之极,则失于华伪;所谓尚质素者,非无饰也,不使华没实耳”。华实亦文质也。     

孟、庄异同论略

一 孟轲与庄周是战国时期儒、道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孟轲游说梁惠王、齐宣王之事,既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见于《孟子》书中。《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则谓“庄周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所以朱熹说,孟子与庄子同时,“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但是这两位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百家争鸣之际,都未曾在各自的论著中道及对方;史籍所载,亦未有二人相遇互论之事。关于这一点,朱熹的悬测是:“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 孟、庄二子是否曾经相遇,不可确知。先秦史籍传至今日者甚鲜。墨子读     

《文心雕龙》论文德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开头第一句话,即《原道》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里就提出文德.这个文德称为大,大到包括两方面:一是“道之文”,一是“自然之道”。先说“德”包括“道之文”,这个“德”指什么,即韩愈《原道》里讲的“足乎己天待于外之为德”,即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所以说“与天地并生”。有了天地,就有“玄黄色杂,方圆体分”,即有天地的色,天玄地黄,即有天地的形,天圆地方(这是古人不正确的看法),即有了一样东西,即有它的形状和色彩,形和色是每样东西本身     

《荀子集解》点校订误

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点校本的出版 ,由于正文与注解都有标点 ,为人们阅读这本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 ,由于点校者的疏忽 ,《荀子集解》的点校本出现了几处不应有的错误。现特为拈出 ,以供再版时参考 ,并加以订正。1 在《非十二子篇》中 ,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标点的 :子思唱之 ,孟轲和之 ,世俗之沟犹瞀儒 ,然 ,不知其所非也 ,遂受而传之 ,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 ,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若夫总方略 ,齐言行……此段中的“也若夫总方略”句不通。这一句的句首“也”字 ,应是上一句“是则子思、孟轲之罪”的句尾。点…     

继承旧道统 创立新儒学

儒学是韩愈思想的核心。研究韩愈的儒学思想对全方位地把握韩愈,评价韩愈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本文试图从韩愈对孔孟儒学道统中人性思想与建立在人性思想上的仁政为核心的思想的继承,在继承孔孟这一儒学道统的基础上,创立新儒学的深刻内涵,韩愈新儒学与孔孟儒学比较及韩愈新儒学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对韩愈作定位性的认识。 一 《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云:“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此论切合韩愈     

对《师说》中“道”之含义的再认识

韩愈在《师说》一文的开头即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关于其中的“道”,人们向来将其单纯解释为儒家学说、孔孟之道。认为“传道”中的“道”含有“孔孟之道”之义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若将其单纯解释为孔孟之道却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师说》中所述之师并非尽是儒学之师,其所传之道也并非尽是儒家之道。一个     

刘勰论文原道

刘勰所讲之“道”,有道家的自然之道,《易传》的神理之道,儒家的政化、修身之道,诸子的学派之道,魏晋的玄学之道。他的“原道”,本在于“论文”,而刘勰之“论文原道”,主要是要求创作走自然之道,也在于纠正当时“浅而绮”、“讹而新”的文弊。并为后来韩愈之原道、柳宗元之论道,开了先河。     

孟轲政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唐甄政治思想简评

孟轲有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唐甄则说,“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孟轲扩张孔丘仁学为系统的但政学说,唐甄发展孟轲仁政思想,为斥君富民之论,惊心动魄之言。所著《潜书》九十七篇,以《辨儒》、《尊孟》、《宗孟》诸篇始,以《有归》、《潜存》诸篇终,不论谈学术,道修养、论政治、说经济,到处渗透着孟轲的政治、经济、哲学观点,并与其探索总     

说“辍”

“辍”,《尔雅·释诂》和《广韵》都训:“辍,已也”,《集韵》训:“辍,止也”;新《辞海》作;“中止、停止”。《说文》“车”部:“辍,车小缺复合者。”“辍”训“停止”就是从“小缺”引申来的。对“车小缺复合者”的不同解释又影响了对“止”义的理解。段注《说文》“辍”注:“此与(?)部之连成反对之义。连者,负连也,联者连也。连本训辇而为联合之称,其相属也,小缺而复合,则谓之辍。”我们觉得此解不妥。“辍”即“(?)”,是“捕鸟覆车”。《说文》:“网”部:“(?),捕鸟覆车也。从网,(双双)声。辍,(?)或从车。”由于“辍”又重出于“车”部正篆,所以引起误解。《尔雅·释器》:“(辟系)谓之(?),(?),(?)也;(?)谓之(?),(?),覆车也。”新《辞源》:“(?),捕鸟兽网,鸟触动之即自行覆盖,又叫覆车网。”《史记·甘茂传》:“禽困覆车”,裴(马因)集解:“譬禽兽得困急,犹能抵触倾覆人车”,大误。“禽困覆车”即“鸟兽困在覆车网之中”,喻当时韩国的处境。“覆车”起名之由,盖因其能覆盖,而形状象车子。由于是一种网,故字从     

《文心雕龙》中的道家思想

在论述和评价刘勰的文学观点时,很多专家都强调指出:刘勰的文学观点渊源于儒家的文学思想,“刘勰的中心思想毕竟重在发挥儒家的现实主义理论”(郭绍虞说)。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强调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还有一些儒家以外的思想,对刘勰也有相当重大的影响,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家思想。说到这里顺便插几句话,去年十月笔者到四川大学访问杨明照教授(《文心雕龙校注》一书的作者)时,他曾提到周振甫先生也认为刘勰颇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一下刘勰文学思想中的道家因素,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在《文心雕龙》等著作中,刘勰对道家的推崇并不亚于儒家。《文心雕龙·诸子》说:“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爱序道德,以冠百氏。……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这是孔、老并重。《文心雕龙·诸子》:“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灭惑论》:“得意忘言,庄周所领;以文害志,孟轲所讥。”这是孟、庄并称。又《灭惑论》说:“若命缀俗因,本修教于儒礼;运禀道果,固弘孝于梵业。”“寻柱史嘉遯,实惟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这是儒、佛、道三位一体。从《文心雕龙》对老、庄著作的评价来看,刘勰对老子的著作评价甚高,而对《庄子》     

《老子》的伦理思想浅论

在《老子》书中,“德”是仅次于“道”的重要范畴。“德”的概念亦较复杂,它至少包含两层志思:一是指由“道”赋予事物的自然本性。五十一章曰:“道之生,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这里所谓“德畜之”的“德”,乃是万物生长发展的内在根据。因此《管子·心术上》对“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德者,得也。得也者,谓其所得以然也。”可贝,“德”乃是万物所得于“道”     

有关《文心雕龙》的一些问题——答吴林伯同志的辩难

读了《江汉论坛》1980年6期吴林伯同志评论拙作《论<文心雕龙>的纲》等三文的大作后,获益良多,无任感佩!然而笔者尚有与吴同志商榷者,特草此文,以答雅谊。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有一句话说:“岂好辩哉,不得已也。”笔者此刻的心情,也是这样的。通读吴同志的大作后,感到我们双方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文心雕龙》之“道”的理解。吴同志认为《原道篇》所说的“道”是儒家之道,而笔者则认为是佛家之道,从而也就对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因此笔者决定对《原道篇》之所     

唐宋八大家与《史记》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被视为巨擘，被后人当作一种典范，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戴名世、方苞等，都是高举学习《史记》的旗帜的。从他们对《史记》的推崇和师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对古代散文的兴盛发展，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韩、柳与《史记》朝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散文家，他们都十分推崇司马迁，十分爱好《史记》。柳宗元最了解韩愈，在当时他就说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韩愈自己也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     

韩愈论二题

韩愈是八九世纪之交中州的一位大散文家、大诗人、思想家和教育家(今河南孟县人)。由于他身上存在着政治和学术的两重性,以致千余年来,对其评价就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只就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议论。 一、关于求仕为官问题 对于韩愈的汲汲求仕盻贵一事,自他以后,不断有着责备。最具有代表性者,较早有清初大思想家大史学家王夫之。他对韩愈的名利思想一再讥评,他说:“韩愈以送穷为悲叹,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义,而恶能立义?”(《读通鉴论》卷16)又说:“韩愈氏自诩以知尧、舜、孔、孟之传者,而戚戚送穷,淫词不忌,则人心士气概可知矣。”(同上卷26)。较近者有生芸生,他有一篇《韩愈和柳宗元》(见1963年2月号《新建设》)其中有一个标题为《韩愈的品德》,在这下面,他罗列了有关韩愈品德作风的十二点,如“厚颜乞怜不择言”、“趋炎附势捧太监”、“身在道外,意在禄中”、“三贬三变,继续上爬”等,集中对韩愈的求仕为官作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那末,对于韩愈的求仕为官究应如何看呢? 我们也认为,韩确是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     

释“干戈戚扬”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传》曰:“戚,斧也;扬,钺也”,训戚、扬为兵器。今案“弓矢斯张”与“干戈戚扬”相对为文,弓矢、干戈之为兵器,其义不言自明。“斯张”非兵器,则与其相对之“戚扬”亦不得训为兵器。戚当读为越,二字古通用。《国语·齐语》有“宁戚”,《淮南子·道应》作“宁越”。《说文·戊部》:“戚,戊也。”《后汉书·崔寔传》注:“戚,钺也。”皆其例证。越字通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集注云:“粤,古越字”,是其证。《汉书·翟方进传》“粤其闻日”,注曰:“粤,发语词也”。戚即粤之借字,与斯相对,同为句中虚词。扬,举也,与张并为动词。“干戈成扬”,“干戈粤举”也。二句之义,即张弓矢、举干戈是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传》训溥为大,《笺》释溥为广,皆不以百泉、溥原为一地专有之名称。案古有以“某原”为地名者,如《大雅·皇矣》“度其鲜原”,毛、郑亦不以鲜原为一地专名,然《逸周书·     

“雀”辨

《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句,前人多释“角”为雀之喙。窃有疑焉: 第一,如毛奇龄《续诗传》指出,“角”乃鸟噣之锐出者,“雀”虽有噣而不锐出,因此仍是无“角”。第二,诗中“雀”“鼠”对文,理应并指恶物。国风中之恶鼠,可证之于《魏风·硕鼠》、《(?)风·相鼠》,而恶雀别无他例。《古今注》:雀,一名“嘉宾”,《说文》四“隹”部:“雀,依人小鸟也”,均不以为恶物,与鼠同列,有悖情理,且雀亦非“穿屋”之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