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双小传》和《玉米》中女性命运的比较

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和毕飞宇的《玉米》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当中。两者均以女性人生为主要言说对象。对女性命运的书写表现了两位作家对现实的某种关注。前者反映了大跃进时期在“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农村劳动妇女的新貌,后者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对中国女性命运进行历史的反思。尽管他们都站在男性性别立场,但在不同审美观、女性观的规约下,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命运呈现出不同的风采。     

劳伦斯与张爱玲小说之女性观探微

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和中国女作家张爱玲作为两位关注女性形象和男女关系的重要作家,分别在其作品中塑造出新女性的形象并不断探寻改善女性命运及两性关系的途径。他们的女性现有一定差异,但在探寻和谐的两性关系及人类的美好未来方面又存在诸多共性。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和环境,传承着不同的文化,但他们作品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关心是相通的。     

苍凉的手势 隐含的亮色——张爱玲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

爱情婚姻中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种种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执着于女性世俗的生存状态的描写,以清醒的女性意识,揭示出充满各种欲望的女性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以及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时代原因、自身特点。预示了女性未来的隐隐的希望。     

男性的情事:姜夔词的花木意象

花之易落如娇弱的女子命运,红颜易老;人之青春壮志一如草木,在季节的流逝中逐渐消磨。迟暮情结牵动着自古文人的情绪,年华老去而一事无成便成了他们最常吟咏的主题。花开之有限,才华施展之时同样有限,限定了女性一生中最美的时光,也限定了文人志士报国的年华。姜夔吟咏花木美女,除了对女性命运同情之外,也或多或少表露了他从女性易逝的青春中对自己仓促人生的威叹。     

男权文化与女性形象——从《白鹿原》与《废都》中的女性形象说起

陈忠实和贾平凹在《白鹿原》和《废都》中都塑造了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并试图通过这些形象反思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强大的男权集体无意识的渗透,他们往往很难走出男权文化的樊篱,在作品创作中下意识地遵循着男权文化的评判标准,不自觉地流露出压抑女性生命欲求、否定女性生命价值的错位判断。     

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以现代意识与人道同情表现出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关注的热情,但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与性别立场的影响,他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无论是对女性躯体的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建构,叙述者与人物的性别话语,还是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中的厚此薄彼,都从不同的侧面流露出作家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都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     

析毕飞宇《青衣》女性生存困境与救赎

毕飞宇的《青衣》将嫦娥、青衣和筱燕秋这些处于不同时代却预示着女性相似命运的意象与人物融合在一起演绎出一曲女性生存的悲歌.掌握时代权力话语的“伟人”般的男性对女性有生杀予夺的影响力,他们有效地控制着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女性身体.而“药”和“黑色窟窿”的意象则隐喻着女性无从救赎的悲剧宿命.     

坦然面对与彻底绝望——王娇蕊与尤三姐情感历程之比较

文章通过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与《红楼梦》中尤三姐情感历程的比较分析,试图探讨张爱玲和曹雪芹对女性命运描述的异同。作品中,他们都揭示了女性在生存问题上对男性的依附性,都表现了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不同的是张爱玲从对女性主体的关照出发,着眼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面对情感的坎坷,悲伤过后她们仍能坦然处之;而曹雪芹把造成女性命运的悲剧归因于封建制度,她们一旦失身,留给她们的只能是人格被彻底毁灭的绝望。     

论《日出》中女性人物的悲剧

《日出》塑造了一系列散发着独特魅力的悲剧女性形象。曹禺以对中国女性的同情和理解,用深沉哀婉的笔调描绘了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背景中,陈白露、翠喜和小东西等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她们复杂的矛盾心理及其悲剧命运的根源。这些女性人物的悲剧增添了作品控诉的力量。     

鲁迅和李光洙笔下"女性形象"之比较

对比分析鲁迅和李光洙二人作品中女性所处的社会层面的差异,将鲁迅和李光洙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她们都遭受着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迫害和戕杀,在婚姻、爱情、家庭、自由上有着共同的悲剧性命运。尽管表现角度和深度不同,但他们都是想通过对封建的社会、历史、文化、观念、制度的批判来达到对女性启蒙的目的,他们的关于女性的文学都是反对封建礼教及其制度的文学,都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女性主题特征

曼斯菲尔德把她短暂的一生都献给了很少受英国作家重视的短篇小说创作,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她用手中的笔,融进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描写了她的同类在闯世界的奋斗中所遭遇的坎坷磨难,刻画了广大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所迫下产生的孤独感、幻灭感、恐惧感和她们的叛逆和反抗性,道出了她们深沉的思考和无声的叹息,表达了对她们遭遇的无限同情和愤慨之情。     

鲁迅笔下女性形象的审美意蕴

鲁迅在他的小说中成功地刻划出了一批形象逼肖、意蕴深沉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无论在人生境况中属叛逆者 ,还是属抗争者 ,抑或属屈从者 ,鲁迅都将其作为“人类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 ,艺术地再现了其内在性格特质、人生追求、生活目标的迥异 ,与外在个体命运的同一指归这一特殊人文现象 ,从而赋予这些女性形象以深层审美意蕴 ,折射出鲁迅先生对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意识和对特定文化语境造就的中国女性历史命运的深深忧患。     

黄粱一梦的文学流变与文人人生感悟的嬗变

黄粱一梦作为中国梦文化的实体,备经历代文人的夯实与增添,融注了文人对自身命运的考察与人生感悟的显示。历代文人借助梦的形式来展示生活需求和人生感悟,以道教的清静无为观念来否定儒学的功名之心,展示了不同时代文人的人生感悟的嬗变历程及对人生意义的拷问。黄粱一梦母题构成文人寄慨抒怀的一种重要形式。     

萧红张爱玲笔下的悲剧意蕴及其风格比较

萧红笔下的悲剧意蕴体现为生命价值的缺席与群体愚昧;张爱玲的悲观来自其深刻领悟个体生命的微末和悲怆及荒凉的“末世感”。她们以各自的角度从生活的表层切入千百年来女性的精神创面。萧红与张爱玲都以悲剧来观照人生,在悲剧风格上既有共同点,也各具个性特点。     

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妇女道德观

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力图以自己的意志改造中国时,深刻反思和检讨了中国传统的性别伦理道德。他们以救亡为出发点,把传统“女德”与国家命运、政治进化、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对扌甘制和禁锢广大女性的传统性别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提出了富有时代气息、具有男女平等的新型女性道德。这些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传统性别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广度,其表现的锋芒锐气,不仅震惊当时,在今天也颇有启发意义。     

不同文本不同声音——20世纪40年代男、女作家小说中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20世纪 40年代 ,男、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在塑造现代女性形象时是两种文本、两种声音。同是女性对个人的坚执 ,男作家看来是自私、残忍 ,女作家看来则为对自我的尊重 ,对自由的尊重 ;同是女性对欲望的狂炽 ,男作家看来是淫荡 ,女作家看来则是自我生命成熟的标志 ,自我生命意识的张扬。男作家看来 ,如此 ,女性解放走上了反面 ,女作家看来 ,如此仍不够 ,仍不足以撼动男性中心世界的根基 ;男作家的创作有一股郁结之气 ,女作家创作则让人感到世界荒凉。对于人们进一步思考男权社会里女性处境、地位和命运不无启发意义。     

客家传统婚育文化的女性主义观照

以女性的婚育生活为视角,分析客家传统社会的婚育观念和习俗文化,认为男权意识主宰导致客家女性的悲情,由此提出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客家女性应走向自觉自立,客家女性的研究亦应立于女性主义的高度。     

论苏童小说女性悲剧命运的依附意识根源

对女性悲剧性的命运,苏童注重从女性自身的问题中探寻根源。人身依附意识是女性悲剧命运根源的突出表现。自轻自贱是女性依附男人的主观潜意识表征;女性间的自相残害是依附意识的曲折和激烈的反映。依附男人的实质是对金钱的依附,女性经济自立才能人格独立;文化视野的局限也是女性走不出依附男人怪圈的重要因素。     

浅议西汉妇女的地位

西汉时期已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随着西汉礼制的不断加强,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在家庭婚姻中处于被支配、被主宰的地位,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政治生活中,社会不仅没有赋予她们独立的社会地位,而且剥夺了她们的政治权力,他们不能独立地、直接地参与政治事务,最多只能通过依附于丈夫或儿子对政局产生影响.     

论明清时期《牡丹亭》的闺阁传播

《牡丹亭》在明清时期引起极大轰动,特别是受到了广大闺阁妇女的喜爱,从而风靡闺阁。受时代环境和性别因素的影响,明清时期女性对《牡丹亭》的接受带有卷入性理解的特点,她们以自身的心理期待和感情需求去理解剧中的人物,认同杜丽娘的行为,并以此观照自我的生存状态。在女性对《牡丹亭》的评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和男性评点者不同的重情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