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诗学与比较诗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 ,诗学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诗学则是指诗歌创作的技巧。诗学概念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含义 ,使比较诗学研究具有了重要性和必然性 ,并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引起了中西方学者的关注。 2 0世纪以来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借鉴西方文学理论 ,对中西比较诗学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相当多有价值的理论 ,促进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     

从印度诗学到比较诗学——黄宝生印度学成就之一

黄宝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印度学家,从印度古典诗学研究与翻译到比较诗学研究,他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专著《印度古典诗学》系统地概述了印度古典诗学的源流、体系、重要著作和流派等,对一些术语概念进行了详解和评点,填补了我国印度诗学研究的空白。其译著《梵语诗学论著汇编》汇集了十部最重要的梵语诗学代表作,为我国的印度诗学研究和比较诗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其印度诗学与西方诗学、印度诗学与中国诗学比较研究的系列论文,体现了打通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诗学体系,探索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共同文心的学术旨趣。     

“视界”与“指引”——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的最新拓展

在正视当今语境中“文类”完整性界定的前提下,对不同文化诗学研究将走向“比较式的”和“跨文化的”流变趋势作一理论梳理,对诗学研究致力于破解多元文化体系共生的隐喻关系展开对比性视域的分析。厄尔·迈纳通过多维度、多层次视域阐释原始诗学的真实内涵并给出启人深思的界定和话语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比较诗学研究汇通路径的深刻指引和独到眼光的折射窗口。     

诗学中的''并置''————从西方到东方的考察

'并置'是随着西方反理性主义的思潮而出现在艺术领域中的表现手段。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庞德的'并置'诗学因吸收了中国古诗之精髓并受汉字美学的启示而得以拓展,成为开发诗歌能量、革新英语诗歌的有效途径。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又将庞德的'并置'导入中国诗学语境,引领国人反观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性。考察'并置'从西方到东方的这一迁移,将为我们在比较语境中探讨中国诗学特质提供新的视角。     

百年中西比较诗学概论

100年来中西比较诗学由三大板块构成:以王国维、鲁迅、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刘小枫、曹顺庆等一大批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具有“两头厚重、中间薄弱”、“从自发到自觉,由实践到理论”、“微观比较与宏观比较相结合”以及“从中西二元比较到中外多元比较”等特征;以刘若愚、叶维廉、黄维樑等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与港台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陆研究的空白时段;以厄尔.迈纳、米列娜、宇文所安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突破西方中心论和促进中西诗学的互补与交流方面贡献很大。     

中西诗学体系的差异与文化

不同民族诗学体系的基本特性与本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由于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文化逻辑,所以中国与西方发展出各自不同的诗学体系与范畴。并且对于中国与西方诗学体系的构建方式与中心范畴进行了比较研究。     

比较诗学的名与实

比较诗学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大热点,但普遍存在对安田朴的比较诗学概念的“误解”。从学科建设的实际看,比较诗学之实在前,名在后,所谓1963年安田朴预言产生比较诗学,是一个现代学术童话。因此,要搞好比较诗学研究,必须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左手必须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必须从“知其二”迈向“察其三”,坚持“第三者原则”。     

大禹叙事的诗学结构、诗学生态及诗学实践

对中国经典叙事的诗学研究是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不同文类，立足本土文化语境，大禹叙事涵盖两个诗学结构，即善恶对照的伦理身份结构及有限变异的形态结构，以此达到修辞指向的可靠性，完成大禹伦理身份符号化的目的。大禹叙事由外在的诗学想象、内在的理念表达及隐性的空间拓展构筑起以农耕文明为底蕴的诗学生态，呈现重民本、求大同的中华审美风范。面对复杂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及诗学生态的改变，大禹叙事借由遗产、表演、景观三种叙事形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常生活审美转向与时代精神引领多重路径影响下进行诗学实践，激活了大禹叙事在当代社会的叙事活力。大禹叙事是中国本土叙事话语的典范，对其展开诗学研究能够为中国式诗学理论的发展及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借鉴。     

印度梵语诗学研译及比较诗学发展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梵语诗学研究、译介越来越受到印度学者的重视,成果也越来越丰富.这样就催生了印度比较诗学,促使印度学者利用梵语诗学批评西方文学,进行梵西诗学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度学者在梵西诗学比较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并不断奉献出新的成果.     

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下对“比较诗学”的误读

比较诗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学术内部还是学术外部普遍存在着对这一学科概念的误读。目前,对比较诗学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文类学或文体学层面的误读,其次是诗学的比较,及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误读产生的关键点在于对"诗学"、"比较"这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定位不准确,尤其是对"诗学"概念的误读。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之下,为了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比较诗学的误读加以澄清。     

论比较文艺学的学科发展

比较文艺学迄今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产生既是比较文学理论化的结果,也是现代文艺学走向比较研究的结果。在不长的发展历程中,比较文艺学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在西方学界,比较文艺学的研究视域基本局限于欧美文化圈内部。中国学者则主张打破东西方文化的界限,谋求中西文艺理论、乃至东西方文艺理论之间的对话。比较文艺学有助于探寻不同文论体系之间的一致性和可沟通性,也有助于彰显不同文论体系的各自特色,因而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发展潜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比较文艺学将不断拓展研究视域,逐渐走向世界范围内各种文论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对话,其自身的理论建设也将更加完善和成熟。它在未来的文化交流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百年中西比较诗学概论

一百年来的中西比较诗学由三大板块构成。第一,以王国维、鲁迅、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刘小枫、曹顺庆等一大批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它具有“两头厚重、中间薄弱”、“从自发到自觉,由实践到理论”、“从中西二元比较到中外多元比较”以及“充满思辨色彩”等几个基本特征;第二,以刘若愚、叶维廉、黄维樑等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与港台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一定程度地弥补了大陆研究的空白时间段;第三,以厄尔.迈纳、米列娜、宇文所安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突破西方中心论和促进中西诗学的互补与交流方面贡献很大。     

“戏剧”、“抒情诗”与“叙事文学”——多维视角下的“比较诗学”研究

以全球性语境下的比较诗学意识和拓展维度为参照，从基础“文类”和“相对主义”的视角看，厄尔·迈纳对比较诗学的阐释无疑便另具深刻意蕴．它势必对当下比较诗学研究建构体系中的得与失视境的探寻提供突破性的认识、借鉴和有益的启示。揭示此点的同时，旨在透过厄尔·迈纳对“文类”与“相对主义”两大概念进行暗合性的梳理、阐释和涵括。激发当下的中西比较诗学理论的汇通性拓展和开放性观照，显然对比较诗学的未来探讨有着重大的价值意义。     

比较诗学与文论建构

通过比较诗学研究来建构融通性较强的文学理论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选择:比较诗学的开阔视野能够实现当代文论状态的融合,透视不同诗学思想的学理可以变革当代文论的范式,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建构而存在的姿态成为构筑当代文论大厦的深厚根基。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可以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的逻辑进程来加以考察。比较诗学的发生理论主要包含诗歌、宇宙、听众和诗人四个基本要素。在比较诗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产生过模仿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表现主义理论和客观主义理论四大基本理论。以往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学的发生出发来探讨诗学的发生。论者认为,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亦可以从诗学的立场而予以反向的审视。从比较诗学产生发展的角度,考察一般的文学发生论,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文学发生论的认识。     

论九十年代前期乐黛云的比较诗学视野--以《世界诗学大辞典》为例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人物之一,乐黛云在90年代前期就对中国比较诗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体现了乐先生独特的比较诗学视野:正本清源,平等对话;寻求共同诗心。该辞典虽有词条收录不全,创新、思辨不足等缺陷,但在中西比较诗学史及其个人学术发展史上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