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的实践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前后,左翼知识分子围绕"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论争,核心是如何认识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问题。这场论争首先在重庆的知识分子中进行,随后延安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其中,他们以《中国文化》杂志为阵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展开了对于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重新认识,明确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这种思想认识下,延安的知识分子转向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民族形式"论争的名与实

20世纪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具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这直接表现在这场论争的关键词--"民族形式"的使用上."民族形式"的提出是民族战争中民族意识高涨的结果.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看,"民族形式"这个术语并不具备理论的严谨性,但是由于现实的原因,仍然在论争中被普遍使用.     

文学、民族主义与文化领导权——政治文化视阈中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

"民族形式"是在抗日战争特殊形势下耦合而成的一个概念,以往学界往往将其与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民族形式"问题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背景和理论谱系,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为应对党外和党内的理论对手,获取文化领导权而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正义伦理的合理发挥和有效利用。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运动成为延安左翼思想界重新整合民族主义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为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提供了文化意识形态储备。     

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思想论争.第一次论争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论争主要围绕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第二次论争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论争的焦点在于市场化改革到底姓"资"还是姓"社"这一问题;第三次论争发生在2004～2006年间,论争的重点在于改革的成败得失问题.在这几次论争中,改革派最终取得了上风,使改革开放得以持续推进.这些论争归根结底是意识形态的论争,核心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起因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奇妙结合.     

1938—1942:左翼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

延安文艺的建构实质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而1938-1942年基本是在左翼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建构.在中共开放正确的文艺政策感召下,大量左翼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并成为延安文艺的建构主体.他们延续着五四新文学以来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秉承着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建构自己的话语平台,开展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进行纯文艺理论论争,倡导引领批判揭露的文学新潮,按照自己的观念主导着延安文艺的建构,促使延安文艺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繁荣局面.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政党政治的需要,知识分子意识逐步被政党意识所取代,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便让位于中共意识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的新阶段.     

“民族形式”的理论论争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一场非纯文学问题之争,它的兴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需要,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本文回溯论争要点,结合实践情况,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追求文学民族化的视角总结和反思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

作为著名学者教授,顾颉刚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的情况有着重要意义。他的史学力著《古史辨》最终在这里完成,并在这里参加和主持了《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任燕大历史系主任期间,注重师资队伍建设,组织“禹贡学会”,出版《史学消息》月刊和《禹贡半月刊》,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抗战期间,利用自己长期从事民俗民谣收集整理工作的便利条件,创立“通俗读物编刊社”,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具有爱国思想的顾先生在燕大的后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既是时代使然,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走的道路。     

文坛究竟座落在何处——论文协同人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

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是文协同人为了确立文协在文坛上的领导地位,坚持抗战文艺的基本方向而发动的,因此论争虽然围绕着抗战文艺的题材和艺术质量问题展开,但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其实并无差别。因论争的目的不在于探讨理论问题,因此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和左翼文艺思潮之间的冲突这个角度来探讨这场论争并不合适,除了争夺文坛领导地位这个先在的目的之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以及论争双方各自理解的真实之差异,才是导致这场论争的根源。     

中国革命文艺形态对民间形式的利用和改造

中国革命文艺形态的建构,主要是在利用与改造民间形式的基础之上得以完成的。苏区时期,瞿秋白、毛泽东等提倡"旧瓶装新酒",主要是希冀利用民间形式为革命宣传服务。抗战以后,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运用民间形式,已不单是出于抗战宣传的目的,更是为中国新文艺体系建设做打算,要求在批判和继承民间形式的基础之上,创造"民族形式",即"推陈出新"或综合创新。苏区的革命歌谣和延安的新秧歌,是对民间文艺样式利用和改造的成功范例。     

20世纪40年代重庆左翼文艺界的论争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庆左翼文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事情是由当时正在上演的两个剧本《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引起的,但重点不在对于剧本本身的艺术评价,而是借此来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论争一方的何其芳从延安来到重庆,负有宣传延安文艺讲话的使命,他根据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认为大后方文艺界的主要问题是非政治化倾向,要求加强文艺的革命政治性;另一方的王戎受到胡风理论的影响,认为文艺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加强文艺的现实性和作家的思想力量。当时胡风没有出场,但何其芳的批判矛头是对着胡风的,可以看作是批判胡风运动的前奏。这场论争之所以值得回顾,是由于它上承"左联"时期的文艺斗争,下启新中国成立后的批判运动,所以不可等闲视之,应该细加辨析。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两课”“三进”探索

“两课”是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三进”是“两课”的根本要求和归宿。如何卓有成效地使正确理论“三进” ,是关系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人才的大问题。多年来“两课”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经过调研论证 ,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坚持“三进”重在“入脑”、教学内容务求科学、方法手段贵在创新、师资素质与时俱进的改进思路。得出结论 ,为了实现“三进” ,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价值取向由传授知识到转变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教育理念由教师中心到以学生为本的根本性转变 ;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灌输式到研究式学习的转变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超越“精英主义”范式和“政府本位”理念——也谈税费改革何以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社会各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在于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组建基层乡民社会的"中间组织",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农民自己利益的实体资源,;同时也借此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改变民众在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非规范性行为"进行抑制.     

"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留日中国学人的关键词

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键词的梳理当从留学界开始,尤其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与词汇的演变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诸多词汇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新民"、"心力"等等都与留日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我看来,其中的"个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自我"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立场的真正体现.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