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河游牧民定居社区适应性的现状研究——基于夏河牧区定居新村的实地调查

调查研究发现,牧民在定居地的经济适应状况对牧民的社区适应性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同时,牧民与当地居民的交往状况、牧民相互间的交往状况。以及对汉语的熟悉程度等因素也对牧民的社区适应性具有一定影响。总之。无论怎样调整产业结构以及畜牧业产业化,都要依据自身资源优势,这样才能实现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牧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也会大大增强定居地牧民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     

关于哈萨克牧民定居问题

尽管新疆牧民定居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受牧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资金投入等因素制约,牧民定居整体水平较低,牧民生产方式还没有根本变化,牧民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不足。新疆还有16．89万户,60％的牧民仍然处于游牧或定居后有房无地或有地无水状态。本文在对新疆牧民定居水平进行评价和回顾定居进程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牧民定居的经济社会效应,并对牧民定居可能带来的一些不确定后果进行了探讨。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以新源县那拉提镇为例

针对新疆实施哈萨克游牧民定居工程过程中仍存在的牧民生态意识不强、垦草开矿、超载放牧、过度发展旅游业等现象,指出哈萨克游牧民族定居工程建设发挥着草原生产和生态的双重功能作用,提出应转变牧民传统的思想观念,激发定居牧民生态意识的自主性,为牧民定居和生态草原建设提供行动准则和法制约束等措施。旨在构建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取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积极效益。     

四川牧民定居后的增收路径探析

［摘要］四川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已近尾声，目前大多数牧民已住进定居房，定居点的公共设施有了极大改善，道路、水电、广播、电视、通讯等硬件支撑基本都能满足定居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定居后的产业发展是实现牧民“定得下，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 的关键，由于牧区先天区位劣势、传统观念落后、传统产业转型慢等因素制约，牧民缺乏增收致富的渠道，增收难问题突出，这是定居点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川藏区牧民定居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甘孜藏区的个案研究

目前四川甘孜藏区,提出了“美丽生态和谐幸福新甘孜建设”等发展战略。完成了“帐蓬新生活和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和正在实施的“9＋3免费职业教育”、“农牧区医疗卫生建设”等“三大民生工程”的规划和战略等,对甘孜州整体民生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加强甘孜藏区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牧民定居新生活政策更加完善,发展产业,拉动农牧业发展;牧民定居点效能,乡村新农村建设等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理论,充分把民族地区优势的物质资源和特色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结合四川省委、省政府从2009年开始实施的牧民定居新生活,结合2011年11月中共甘孜州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生态甘孜,和谐甘孜,幸福甘孜”的发展战略目标;结合甘孜藏区新农牧区发展的具体特征和要求,研究完善甘孜藏区农牧区牧民定居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     

论藏族牧民定居化模式及其特点——以甘肃省玛曲县、青海省果洛州为个案

牧民定居是新世纪以来政府在藏族牧区推行的主要惠民政策之一,但定居的方式、规模等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甘肃省玛曲县和青海省果洛州大武镇有扶贫、定居、移民三种不同牧民定居模式,各具特点。牧民定居是个复杂问题,牵涉到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简单地用"生态移民"一言而蔽之。此外,应从多视角具体分析牧民定居,牧民定居化,未必像一些学者坚持的那样,是游牧文化的终结,相反,可能是一种新的游牧生活的肇始。     

生计困境与草原环境压力下的牧民? ——来自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实地调查,发现导致当地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很多定居牧民因生计转型不成功而陷入贫困,牧民生计方式的转变和市场意识的增强使牧民的本土知识和护生价值观逐渐丧失。自然环境的变化,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贫困和传统生态文化的缺失这四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地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新疆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对比分析

游牧定居已成为各牧区的发展趋势。该文通过入户访谈法、层次分析法对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进行对比评价,得出集中定居和插花定居均有较好的经济效益,集中定居的社会效应高于插花定居,插花定居生态效益高于集中定居;提出通过减轻牧民自筹资金压力,加强迁出地生态保护等措施,为霍城县牧民定居工程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哈萨克族牧民由游牧走向定居后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关键步骤和必然选择。笔者在论述思想政治教育是哈萨克牧民定居生活的现实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探讨,并且提出了加强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集体路径。     

民族地区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分析——以甘南牧区定居点牧民为例

定居点牧民的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就是指牧民进入定居点后,对新的生态环境、经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政府政策、法律意识、民族传统等各方面的调适能力,其决定了牧民在定居点的持续生存能力。以往并未考虑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差异的划一定居方案往往致使部分牧民复归游牧生活。此外,民族地区定居点牧民受"贫困文化"影响,其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也深刻影响着其在定居点环境下的社会经济文化适应能力。为此,搭建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为差异化定居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是十分必要的。     

重庆地名的历史文化意蕴探究

地名是文化的镜像,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活化石。重庆地名不仅反映了重庆的自然地理特征,同时也记载了这个城市演变过程中的痕迹。重庆地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凸显了重庆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重庆地名文化与这个城市其他的无形文化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     

试论人地关系和谐社会的建构——以喀斯特山区石漠化灾变救治为例

建构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当前农村社会的重大目标,在我国西南地区实现这一目标的严重障碍在于这里的众多地区被学术界定义为脆弱生态区,其中有代表性的脆弱生态区之一就是喀斯特山区,现有的研究者主张将这样的地区封闭起来,拒绝任何形式的利用。通过对贵州麻山、广西都安、以及乌江沿岸石漠化地带的民族调查,发现当地的苗族、布依族、瑶族拥有成套的地方性知识。他们能做到在高效利用脆弱生态系统的同时,避开脆弱环节高效利用与生态维护两全其美,发掘利用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就可望实现人地关系和谐社会建构的理想目标。     

政府补贴、地方经济波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视角，以2008—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考察了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地方经济波动对政府补贴与企业金融化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参与程度，且相对于市场化高地区的企业，这种影响在市场化低地区的企业中显得更强。同时还发现，随着地方经济波动增加，地方政绩诉求实现难度加大，此时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被削弱，但这种现象仅在市场化低的地区企业中存在，在市场化高的地区企业中不存在。此外，文章基于工具变量法、聚类分析和变量替换等一系列检验进一步说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在拓展和丰富政府补贴和企业金融化研究视角的同时，不仅以政府补贴为载体成功地将政府主体纳入实业金融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而且对当前政府出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体企业"虚转实"的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     

傣族村寨建设中的风水实践与文化整合——基于云南官纯寨的调查

风水是汉民族的一种文化形态,而实用主义则是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推手.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风水文化进入傣族聚居区,并逐渐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和应用,最终整合为当地建筑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来风水文化的引入和融合,既符合了当地居民趋吉避害的文化心理,也显示出重构民族文化的过程.     

产业结构、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

在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设置邻接权重、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三种空间关联模式,从空间维度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村贫困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高”与“低-低”集聚的特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能促进本地区农村减贫,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农村减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有助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农村减贫。提出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减贫。     

论少数民族地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特殊性

少数民族地区宏观调控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以来,我们较多注重对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的研究,相对缺乏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宏观调控职能的认识,导致少数民族地方政府难以根据本地区的总量、结构、效益等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总体、长期调控,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少数民族地方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特殊性,以便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稳定、长期发展。     

制度差异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博弈分析

为了寻求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路径,运用制度创新和制度性差异理论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分析认为,由于初始阶段条件的差异,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针对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会作出不同的政策安排,地方政府也会采取不同的均衡策略,由此形成了制度变迁路径的不同选择,最终造成了区域间制度差异;而区域间的制度差异对各区域的经济绩效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区域经济的差距。     

我国平原区域林业产业优势分析

平原林业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平原地区是木材和粮食的重要产地,也是非木质林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加速平原地区林业产业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平原地区林业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差异,需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林业产业优势,体现区域规模效益。以我国平原地区26个省、868个县的实际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区域集中度和区位商的理论,对平原林业区域的产业规模和产业布局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我国平原地区6大林业经济区域的林业优势产业,并提出各区域的林业主导产业政策建议。     

西部山区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西部地理与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区在开发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将受到充分的重视。本文从山区资源特点与社会经济特征入手,分析了西部山区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机遇,阐述了山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从国家、地方政府、山区群众三个层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策略选择与管理。     

沿海地区海洋环境政策的空间分布规律试析

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进步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海洋环境政策。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除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外,空间因素也会对其海洋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采用莫兰指数、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探讨我国沿海11个地区海洋环境政策的空间相关性,分析海洋环境政策空间分布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环境政策总体上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局部上则是较为显著的集聚现象。研究还发现,传统的回归方法并不适用于对海洋环境政策的计量分析,而空间误差模型则是最佳选择,海洋产业总GDP、海洋第三产业GDP对沿海地区的海洋环境政策具有促进作用,相邻地区海洋环境政策的空间滞后冲击和其他具有空间相关性的误差项对该地区的海洋环境政策具有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