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型的角度解读“平衡星体”模式中的失衡——论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女性观的隐形裂变

20世纪英国文学最伟大的作家劳伦斯小说的主题始终特别关注现代社会中的两性关系,并在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中试图通过建立自然和谐的＂平衡星体＂模式来解决这一难题。但是他对女性态度的变化在随后的作品中表现明显,并流露出日益明显的男权主义思想。文章从人物原型的角度追寻劳伦斯＂平衡星体＂模式中的失衡,探析劳伦斯女性主义思想的...     

论《恋爱中的女人》中的超越之爱

本文探讨了劳伦斯第三部曲《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与厄秀拉所追寻的超越之爱。建立这种超越之爱的前提是抛弃缺乏爱的旧人类社会关系;起点是必须放弃自我上的偏执,完成由死亡到新生的转变;途径是超越性爱的局限性,追寻深层意识的自我,实现男女关系上的双星平衡模式。     

《恋爱中的女人》与劳伦斯的“小说三要素”

D.H.劳伦斯的"小说三要素"理论是其文学批评思想中的精髓,是他对自己早期小说创作实践的概括与提炼,也是理解他中后期小说创作的关键。劳伦斯认为:首先,小说必须绽放生命力;其次,小说的各部分之间必须生动而有机地关联;最后,小说必须高尚可敬。《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人物以一种内在的生命之火为向导,努力保持生命的活力和人性的完整;小说通过人物与环境完美关联揭示其激情洋溢的生命活力;作者运用具体的人物案例,说明小说应当直面生命本能,戒绝一切思想说教。     

中国文化现象中的“内平衡”与“外平衡”

平衡，是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其大者，可分为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两方面，即：以“价值置换”、“反求诸己”和腐朽“神奇”为思维特征的“内平衡”模式和以“谗嫉毁谤”、“杀尽不平方太平”为行为特征的“外平衡”模式。系统揭示这一文化现象，对于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之优劣短长，可提供客观而诚实的依据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论语》之“论”音义考

《论语》书名的解释,长期以来众说不一。考辨发现: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看,论语之意宜理解为至理之语或大道之语;就语音发展和文化的角度而言,论应该读平声。     

《河童》中的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在短暂的一生中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河童》便是他晚年的代表作。本文通过对芥川龙之介与《河童》的描述,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河童》中提出的问题做了分析、说明,反映了芥川龙之介对近代社会的不满,表现了芥川龙之介本人苦恼、悲哀、不安的内心世界。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论《马氏文通》对“之”字的研究

“之”字是古汉语中词性和用法都较为复杂的一个词,《马氏文通》站在语法学的高度,详细而系统地论述了其语法特点：用于名词性偏正词组之间;用于形容词、名词组成的偏正词组之间;用于代词、形容词组成的偏正词组之间;用于名词、动词组成的偏正词组或主谓词组之间。此外,马氏还对“之”字的固定用法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述了其搭配功能。尽管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马氏有时欠妥当,但也有许多超越前人的精到见解,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凤凰涅槃:死亡与再生的完美象征--解读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

D.H.劳伦斯是英国20世纪前期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恋爱中的女人》被评论家认为是他最出色的小说。劳伦斯在这部小说中探讨了其一生努力探求的主题: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从而实现自我完善。小说以两对恋人伯金、厄秀拉和杰拉德、古德伦的恋爱经历为两条平行主线,通过对比反衬出伯金、厄秀拉最终承认对方的独立存在,成功地建立起“星际平衡”般理想的两性关系——相互吸引,同时却又保持自我存在。为实现这种关系,双方经历了死亡与再生的洗礼,诞生了新的、完善的自我。本文借取死亡与再生的象征“凤凰涅槃”,以展示劳伦斯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以及挖掘当时社会弊病的独到眼光和穷极一生的苦痛探索。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论《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两性关系

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诸多关系中最为本质的一种,其性质和质量是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劳伦斯在对现实世界中畸形两性关系进行批判的同时,试图探寻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本文透视《恋爱中的女人》中现代女性厄秀拉和古德伦各自经历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爱情及其不同结局,深刻揭示劳伦斯苦苦追求完美两性关系的心路历程。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礼乐精神与女子教育 ——— “ 《关雎》 之义” 辨证

《关雎》最初是用于女子教育的作品。《关雎》的叙述者是女子教育的主持者后妃,她教给年轻女子采摘荇菜和准备祭祀等劳动技能,让她们学会相互协作和配合,同时使用琴瑟钟鼓之乐教育年轻女子达成性情之平和,养成内在心性气质和外在容貌举止的淑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行》以及“上博简”《孔子诗论》都只是用诗,与《关雎》之义没有直接关联。《史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和“周室衰而《关雎》作”两条材料,习惯视作《关雎》讽刺说和诗篇晚出的关键证据,但历来对这两则材料的理解存在断章取义之弊,属于严重误读。《关雎》是周人制礼作乐最早的重要作品之一,表征了周文化的礼乐精神和对女子教育的高度重视。     

劳伦斯作品中的“星星平衡”与“完整自我”

摘要(Abstract):劳伦斯认为,在工业革命中,由于人们对物质的疯狂追求,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夫妻或恋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机械的、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因此,人与人之间必须要建立一种积极的、和谐的关系,才能摆脱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厄运。\"平衡\"是建立这种和谐关系的基础。在他看来,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像天上的两颗星星一样,既要相互吸引,又要相互排斥,保持\"完整自我\",这就是劳伦斯的\"星星平衡\"原则。这个原则贯穿于他的一系列作品中:由《儿子与情人》中男女之间的不平衡,到《恋爱中的女人》中男女之间的初步平衡,再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男女之间的完美平衡。     

从生态伦理学视角解读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

生态伦理学是一门新兴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它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从人和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的领域,从而也为文学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以生态伦理学为依据,分析劳伦斯的经典作品《恋爱中的女人》,解读劳伦斯在小说中如何深刻体现他的自然观和生态思想。     

中国“河伯”与日本“河童”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河伯"和日本的"河童"是两个相似但又绝不等同的文学形象,他们分别产生于两国对大江、大河的崇拜,是各自水崇拜文化的一部分。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两个形象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日人民精神与文化的了解,更可以结合两国的材料一窥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     

何以逍遥？——浅析庄子《逍遥游》之“逍遥”

《逍遥游》是《庄子》的开篇之作,是庄子思想的核心。本文首先对＂逍遥＂本义及引申义进行阐释,从＂逍遥＂自身的内涵对庄子思想进行一个初步理解。其次论述了＂小大之辩＂,只有理解了＂小大之辩＂的真正含义,才能进入庄子＂逍遥＂的境界,因此,小大之辩可谓＂逍遥游＂的前提。最后进入＂无己＂、＂无功＂、＂无名＂三境界,达到这三境界,就最终达到了＂逍遥＂的最高境界。     

吉再的气节争议与《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

李氏朝鲜史学家围绕《牛山答问》展开的对高丽士人吉再的气节争议,因“辛朝”问题,牵涉到《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这一辩论表现为两种史学观念的交锋,即认同官修史书的人与反对官方叙事者的争论。追溯“辛王之辨”的形成可知,它是政权鼎革的产物,是以权臣李成桂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利用宫廷伦理危机,在高丽末期发起的一场禑、昌二王为“异姓”之王的舆论斗争,并最终形成《高丽史》的官方叙事。客观认识“辛王之辨”,对把握高丽末期士人的言行出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