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务员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与完善

公务员责任追究机制是指公务员未履行自己的职责或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行政不作为、行政违法、行政不当或有悖道德规范时，由特定主体追究其责任，令其承担某种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运行制度。科学完善的公务员责任追究机制将有助于规范公共权力的行使，提高公共行政的运行效率，加快责任政府的建设步伐。     

后新公共管理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改革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实现我国民主政治和构建责任政府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本文从后新公共管理视角,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问责制的同时,对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问责制的同时,对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一个时期以来,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提高基层公务员在治理公共冲突中的能力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公共冲突,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基层公务员直接和广大群众接触,在治理公共冲突中处在第一线,他们治理公共冲突的能力高低将直接决定冲突事件解决的效果。所以,本文认为目前公共冲突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增加了解决难度,其次基层公务员在治理公共冲突中的能力还有很多缺陷,因此,提高基层公务员治理公共冲突的能力迫在眉睫。     

公共政策制定中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权力与责任问题。法定的决策者拥有相应的决策权力,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行政领域实施的官员问责制就是公共政策制定中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实际体现。在具体的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结合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我们认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实行官员问责连带机制,将权力与责任统一原则深入到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     

党内为何难“问责”

在我国,问责制正在得到普遍推行,这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规范行使公共权力,强化领导干部责任,促进党政机关反腐倡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发现,在问责的过程中,行政负责人受到处理的多,党委系统的领导干部受处分的少,党内问责制的实行遇到了困难。     

我国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根据现代民主政治理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下的政府自然应该是责任政府,而责任政府建设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建立完善的政府问责制。本文从政府问责制的内涵出发,着重从制度的层面探讨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政府问责制的对策选择。     

群体性事件处置失当问责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问责制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已被采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在问责中缺失异体问责、政治体制权责不清、问责不透明,相关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原因,问责制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因此,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失当的问责需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问责制度.     

缺陷产品致害的销售者赔偿责任

近年来，缺陷产品致害事件层出不穷，如三鹿奶粉事件、“齐二”假药事件等。在这种群体性损害事件中，如何使受害者获得充分的赔偿？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生产者缺陷产品所致损失承担无过错责任并无疑义，但是对于销售者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则存在着争议。产品质量法第42条规定，销售者在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应对缺陷产品导致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从第43条规定看，缺陷产品的受害人可以直接向销售者请求赔偿，     

网络公共冲突的压力效应及其回应机制探析

在网络信息时代,公共冲突不再仅表现为面对面的公共冲突事件,而是越来越多地扩展至网络冲突层面。网络舆论在信息平台的迅速聚集、分化与极化,是冲突事件在信息平台层面的进一步衍化,使得公共冲突在网民、原冲突方、政府之间形成博弈,对国家相关部门施加了三种类型的压力:消极责任压力、积极责任压力和责任的合理性压力。面对这种广泛存在的新型冲突形式,国家相关部门需要给出必要而充分的回应。     

公务员道德建设途径研究

江泽民同志2001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公务员作为国家公共职权的行使者,是公共行政的主体,对国家公务的执行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公务员的具体行政实践过程中却涌现了大量的道德失范现象。而责任政府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本文主要从我国公务员道德现状出发,简要分析了当今我国公务员道德方面的缺失,并对此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提高公务员道德水平切买可行的建议。     

论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的关系

在英美法上,违约责任就是严格责任,并不强调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而只关注其客观行为,强调违约救济之损害赔偿仅具有补偿性。在大陆法上,债务不履行责任通常以过错为其要件,一方面不存在英美法上对合同法引入过失相抵的障碍,另一方面以其固有的体系化偏好,在力求对债务不履行责任和侵权行为责任适用统一的与有过失或过失相抵规则的同时,又力求将诚信原则派生出来的减损义务及减损规则也纳入到与有过失或过失相抵规则中去。     

我国行政绩效问责研究述评

行政绩效问责是行政问责制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对政府绩效水平的考察,对未达到绩效目标的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追究相应的责任,是行政问责制的深化和发展。行政绩效问责把问责制与政府绩效相结合,对政府行为具有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功能。本文深入研究了我国行政绩效问责的相关理论,对其产生和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行政绩效问责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第三人侵权情形下经营者安全注意义务的确立与承担

经营者对在其服务场所内的消费者、潜在消费者和其他进入消费场所的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负有安全注意义务。作为一种法定义务经营者要积极作为,应当履行警示充分、预防设施和安保人员齐全、救助及时和证据尽可能完好保全与提供的义务。当经营者违反安全注意义务,使消费者受到第三人侵害,经营者被推定为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而责任的承担方式则是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补充责任。     

法律为什么需要行政文件的支持

2月13日，媒体纷纷报道，成都市出台了《国家公务员行政过错行为行政处分暂行规定》，3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文件区分了日常行政管理过错、行政许可过错、行政征收过错、行政执法检查过错、行政处罚过错、行政复议过错等：在此基础上，还明确了行政处分的基本原则，并规定，当年内出现两次以上行政过错行为将被从重或加重处分，主动交代     

我国公务员惩戒制度的发展现状探析

公务员惩戒制度，就是指对有过错的公务员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并给予一定的惩罚、申戒，以对其警示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称。综观当代中外公务员的惩戒形式，可以看出主要有两种，即行政惩戒和司法惩戒。行政惩戒是指由主管行政首长对其所属各个职员的过失或枉法失职事实，自行予以相应或应得的处分；     

试论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政府责任

目前,我国农村中等职业存在着严重的政府投入问题,职业教育是一种重要的准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公共产品特性.这就决定了在其供给过程中要注重其政府责任,以保障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     

政府雇员制在我国运用的新方式:公务员聘任制

政府雇员制是一种人事制度,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下的产物。它同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属两种不同的用人方式。但在实践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的困境和问题。公务员聘任制的产生给身陷泥潭的政府雇员制看到了希望。公务员聘任制和政府雇员制是同一种理论的不同实践。共同的理论根源,契约合同式的用人方式等决定了公务员聘任制实质上是政府雇员制的新发展。公务员聘任制的产生给政府雇员制的核心思想发展带来了曙光。     

发达国家公务员制度经验借鉴——政府雇员制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启示

政府雇员制是起源于西方的一种公共人力资源制度。它在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体现专才优才的原则、开创多元化的公共人事管理模式方面都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提供了思路。我国在政府雇员制的基础上,实行了公务员聘任制,借鉴政府雇员制经验,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合理规划公务员聘任制,逐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聘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