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

况周颐对唐宋词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对唐宋词史有许多十分精彩的见解。其唐五代词观主要为,比较了晚唐诗与词的特点,指出二者共同之处是"丽而不流",其原因乃"风会所趋"。其两宋词观主要为,北宋词的主导风格为清空婉丽,自然天成,词境甚高;南宋词的风格特点是意境沉着、寄托遥深,思想价值最高。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对唐五代词特点的阐述是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偏颇的矫正;第二,况周颐对南宋词人的一些认识受王鹏运、朱祖谋的影响又有发明创见,不乏独特之见也有深文周纳之病;第三,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是其重、拙、大理论的重要体现,由此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其重、拙、大理论的内涵。     

汴京的词学史地位

汴京在中国词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意义.汴京培育了一批"能词能吏"的词学主体,其人文经济是北宋词的生存根基,其书斋美学造就了北宋词向雅避俗的发展格局,其地域文化孕育了北宋词的特种生命基因;汴京意识是当时词人重要的情感向度;汴京是北宋词传播与消费网络的核心和枢纽,对词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宋元之际江西词人群被清人的接受

宋元之际江西词人群是一个重要词人群,清人对这一词人群的接受可从统治者、词人诗人、词评家对这一词人群的接受等方面看.清统治者对这一词人群及其诗词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持接受态度,甚至对曾经抗击过元蒙贵族统治者的词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持接受态度.清词人诗人对这一词人群及其诗词的接受较注重其气节、风骨.清词评家对这一词人群及其词作的评论,也注重其气节、风骨,同时有的注重词的艺术性.清词人、诗人、词评家注重这一词人群的气节、风骨,与他们自身的民族情结有关.     

悲剧性和解:北宋词的生存策略

极富心性特征的词为了调和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在词人与政治王权之间、词体与诗教规范之间主动或被动达成和解,以损伤词人意识、文体特征的方式使词和词人获得了悲剧性的生存。和解是一种延缓性的生存策略,同时也是一种迁就性的文化策略。和解现象的出现,与北宋王朝守和的国策、北宋人的包容性格、北宋文化的整合态势有关。相对雅化而言,清晰地揭示词体演变的内在轨迹是和解的意义。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清真词》解读

北宋词人周邦彦从钱塘一路走来,青年时的漫游、中老年时的仕宦漂泊,足迹所至从江淮流域到黄河流域,呈现出了地理空间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不同地理空间的山脉水文、社会习俗、文化积淀都会影响和冲击词人的内心世界,激发词人的文学创作欲望,基于地理空间变化的词风转移也就在情理之中。《清真词》中青年漫游时的荆襄词、长安词,九年选人任上的庐州词、溧水词,重返汴京和长安词的创作都展示出文学与地理空间的这种复杂关系。     

五代、两宋时期词体功能的考察

从五代到南宋近400年,对词体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五代时期词主要被用作宫廷宴会上歌唱赏玩、娱宾遣兴的工具;北宋基本沿袭了五代传统,但也出现了部分新变,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词人提出或实践着"诗词一理"的新见解;南宋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词逐渐被一部分爱国词人用作抒怀言志的载体.     

论黄庭坚词题材的世俗化倾向

北宋的主要词人中,张先、苏轼用词书写士大夫自我的日常生活,代表着宋词士大夫化的走向;而黄庭坚词,除了反应士大夫生活外,还把目光凝聚于普通平民的生活.从题材上看,浓厚的平民化、世俗化,是黄庭坚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黄词题材上的世俗化倾向,是北宋中期、后期词人努力开拓词境的表现之一.     

略论李清照词的绘画美

中国古代的文人大都是诗画兼通的 ,很多诗人同时又是画家 ,词人亦然。李清照不仅是写词的高手 ,同时她又擅长丹青。在词的创作实践中 ,她善于借鉴绘画理论与技巧。本文依据“诗画一律”的观点 ,主要从她在词作中的色彩描绘、章法布局、意境创造等方面探讨其词作的绘画美。     

从庐山词看中国古代山水词的演进

庐山作为一座人文圣山,不仅是“诗山”,也是“词山”。无论词之数量,还是艺术成就,庐山词都堪为中国山水词之翘楚,其发展正好印证了中国古代山水词演进的轨迹。本文以庐山词为切入点,从山水词与山水诗、书、画及游记文学的关系等方面观照中国古代山水词的演进规律：意象人文化趋势,山水词与绘画、书法逐步结合,游记文学要素的增加。     

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以皇甫松、和凝、韩偓、孙光宪为中心

曲词发生于唐代宫廷,而以士大夫诗人为写作主体,唐五代曲词便具有宫廷文化与士大夫诗人这两大基本要素。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五代曲词的基本矛盾运动。温庭筠前后,皇甫松延续了声诗为词的写法,和凝、韩偓等代表了北方宫廷文化背景之下的诗客曲词,孙光宪则代表了五代诗客曲词向北宋词的转型,从而建构了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发展链条。     

清代政治与通鉴学

清代通鉴学的发展不仅受到前代通鉴学的影响,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还因受清代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影响,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清初通鉴学呈现反思与开拓的气象;乾嘉时期,规模与影响不断扩大;道成以后,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     

城池修筑与宋辽外交

澶渊之盟中宋辽两国就边境城池的修筑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由于辽统治者南下掠夺的本性不会改变,所以北宋时期,双方围绕北宋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城池的修筑活动,进行了多次的交涉,从这些交涉中可以看出北宋在盟约问题上的灵活性。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

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文学为代表的汉族主流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方式,不妨看做是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 ,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 ,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 清代后期 ,虽然传统家训走向衰落 ,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略论唐宋饮食文化的差异

唐宋饮食文化有着许多显著的不同。唐代饮食文化深受游牧民族和异域风情的影响,具有鲜明的“胡化”色彩,宋代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则大大减弱。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宋代饮食文化则显得细腻精致。唐代饮食文化的贵族化色彩显著,宋代饮食文化的平民化色彩突出。唐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而朱代饮食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因素则显著增多。     

太昊伏羲氏与王朝合法性

君权神授时代,"受命于天"是王朝宣示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历代王朝借助一系列充满神秘色彩的理论和实践,来证明君主们的"受命于天"。出于政权更迭的需要,原无关涉的太昊与伏羲在五德终始说中合体成太昊伏羲氏,以帝王之首的身份助力新生政权的稳定。每当皇嗣艰难,王朝统治者举行高禖祀祭拜太昊伏羲氏,祈求皇子以继承大统。尤其是政权合法性遭遇挑战时,更需祈神赐予受天命之皇子以维系万方。为从治统上证明王朝合法性,统治者建构了以太昊伏羲氏为首的帝王世系,并通过陵祀和庙祀以明治统之绪,寄望王朝在政治祖先的荫庇下千秋万代。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杨慎论唐宋诗之争

诗歌分为唐诗和宋诗,主要是由于风格的差异。后代诗歌的发展,大体上也未能超越此二者之风格范围。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喜好和诗学主张的不同,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长期论争。杨慎也对此一论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反映了明代中期的文学风气和杨慎自己的文学主张,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