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郭沫若对殖民地上海的体验与书写

郭沫若体验到的殖民地上海是一个恐怖的上海;同时也是囚徒的上海、冷漠的上海,罪恶的上海。郭沫若是怀着爱国及民族主义意识来体验上海的。上海在郭沫若的心中,是殖民势力的代表,是民族耻辱的象征,是黑暗之城。     

论郭沫若抗战时期诗歌的艺术风格

郭沫若抗战时期诗歌有着特殊的艺术风格,本文力图从浪漫诗风的演变,诗歌内容风格的现实性;个人本位的让位,人民本位的上升;雄浑悲壮的歌唱;话语权的转变,大众化语言的加重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忧患之诗与安乐之诗——老舍旧体诗创作转型论

老舍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旧体诗是抗战中的忧患之诗,既激昂悲壮,亦复沉郁忧伤,具有鲜明的宋诗风调,深受陆游和吴梅村的遗民诗的影响.而他在五六十年代写的旧体诗则是建国后的安乐之诗,或雄浑高亢或清新自然,讲究风神情韵,染有唐诗唐韵遗风.由尊宋到师唐,从忧患中的批判到安乐中的歌颂,老舍的这种艺术转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旧体诗)转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生命之诗——关于现代诗学问题的思考

当代中国诗坛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寻找汉语诗歌的本质性内容,提出＂生命之诗＂的诗学范畴,即由汉字建构的抒情性和音乐性,一种凝注生命情绪与生命韵律的诗歌,有利于现代汉诗向具有民族魅力和世界潜力的方向发展。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郭沫若早期史剧的表现主义特色

<三个叛逆的女性>是郭沫若早期史剧的代表作,它的主要创作方法是表现主义,是中国化的表现主义戏剧.其具体特色有创作宗旨在于表现社会真理,通过变形方式塑造舞台形象,构思特重想象以实现内心外化.     

郭沫若早期文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新探

20世纪20年代中期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来,郭沫若自觉走上以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历史文化的道路,成为现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文史的一代宗师。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回治旧学",所谓科学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主要包括人民本位标准、历史主义眼光和全面辩证的观点等;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形成其著名的殷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社会说;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主张吸收古代遗产,会通东西文化,以期继往开来,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文化。     

论尼采对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的影响

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尼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因有二,即时代的因素和相似的个人气质。浪漫主义、崇尚创造、扩张自我和悲剧观是郭沫若受尼采影响最突出的方面。郭沫若早期大力张扬唯意志论的自我,并不是他游离于中国近代哲学思潮之外的独特创造,而是这一思潮在中国合乎规律的发展。不能对郭沫若与尼采曾一度有过的血缘相继关系简单得出“是”或“非”的结论,二者的本质区别不容忽视。     

不断创新和丰富以人为本的实现形式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着力克服妨害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和丰富以人为本的实现形式,使之真正落实到研究和解决我国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中,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对策、体制和行动。     

数字式郭沫若文化资源长期保存问题探析、

数字资源已成为郭沫若文化资源传播和交流的主流形式,但长期保存数字式郭沫若文化资源的工作却正面临技术和责任的双重危机,其中的关键问题包括:保存责任主体的确认、保存资源对象的选择和保存技术体系的构建.本文在调研数字式郭沫若文化资源分布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为保存责任主体、以"完全保存"为资源选择原则、以"机构知识库"为保存技术方式、通过"数字对象永久标识符"实现资源虚拟整合的数字式郭沫若文化资源长期保存策略.     

试论诗教的汉代儒学特质

诗教被汉儒视为最新最畅的审美规范,是先秦政教文学观念承变的结果,更与汉之时代、文化思潮息息相关,极具汉代的儒学特色.本文试剖析诗教与汉之社会结构的关系,展示汉之诗学主体的表现形式,以阐明诗教的本质精神,并进一步论述了诗教的理论特征,以示其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中的地位.     

郭沫若《英诗译稿》的艺术特色和多重内涵

《英诗译稿》是郭沫若最后一部翻译作品,也是他晚年心曲的自然流露。通过对《英诗译稿》翻译方法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出郭沫若在翻译理论上自我更新的自觉意识,一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特殊社会环境中的隐曲心态。《英诗译稿》的最大价值在于:它隐含了一个我们大众视野之外的不一样的郭沫若,凸显了一个在文革之中未被公众所认知的郭沫若,它承载了晚年郭沫若的审美理想,折射了这位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知识分子难以言说的痛楚。另外,《英诗译稿》翻译的研究,也可以折射出郭沫若翻译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这些问题对翻译文学的发展也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郭沫若早期叙事中创伤体验的自我感知、体认与展现

郭沫若早期叙事中的创伤体验,隐含着多重心理内涵和动机,影响和参与了他文学家身份自我认命的建构,创伤的修复和意义的确定是这一建构过程的价值坐标,同时也激发了他高亢的生命创造力。创伤体验及修复是促使文学家郭沫若达到时代巅峰的重要内在精神驱动力。     

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实践观超越传统认识论的起点

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是传统认识论没能解决的两大难题。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进入生活世界的实践维度,对之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对于现实的个人而言,自然界不是抽象的、与人割裂的自在自然,而是现实的、与人结合的人化自然,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是社会意识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是统一的。由此可见,“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实践观超越传统认识论的起点。     

论庞德诗歌创作对中国文化的借鉴

庞德从中国古代绘画的技法和意境的处理上获得了许多灵感,并从中国汉字的象形性特征中找到了对意象漩涡理论的最简洁也最富有表现力的范例。庞德的许多诗歌作品实际上是在翻译的基础上对某些中国古代诗作的再加工,从中可以看到庞德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的多方面借鉴。     

伦理学的逻辑起点

到目前为止，伦理学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在思维向度、研究方法、价值功 能、理论视野等方面存在着分歧，根本原因在于对伦理学应当以什么为逻辑起点来构筑自身 的理论体系理解不清，价值呈现不明，致使伦理学失去了应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伦理学应 当以对人性的正确分析为逻辑起点，既注意行为的如何，又注意行为的应当，这样才能既有 利于克服人性中恶的一面，又有利于引导人性中向善的一面，使伦理学真正成为“行动的艺 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