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研究

话语转换对我国当前社会利益的协调、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有着重要影响,是深化及拓展我国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检验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效果的首要标准是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应有效厘清意识形态“一元导向”和多元价值体系“多元取向”在话语转换中的伦理关系,高度发挥文化载体在意识形态话语转换问题上的主体作用,使民众更加广泛地了解主流意识形态文化.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

知识分子文化自觉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是知识分子难以悬置意识形态倾向和立场的逻辑前提,也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支撑。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思想坐标。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走向生活世界的现实载体。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文化方向感、文化价值观、文化批判性契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真理性、道义崇高性和批判方法合理性的精神底色。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普遍规律,建构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知识分子坚守以人民为中心、坚定国家利益至上、严守共同但有区别的意识形态责任的文化自觉原则。     

算法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

算法推荐是一种全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方式和高效的信息分发模式，已广泛应用于网络信息传播中。其通过信息精准“投喂”，提高了用户信息获取效率，同时也带来“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等，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算法牢笼”阻碍社会共识生成，“算法偏见”消解主流话语权力，“算法黑箱”引发公众信任危机，“资本逻辑”支配算法价值导向。分析认为，用户算法依赖、算法权力控制、多元资本渗透和算法场域应用等是算法推荐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因素，规避和化解算法推荐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风险挑战，要深刻把握算法特征和规律，持续优化算法、用好算法、驾驭算法、规训算法。     

跳出“周期率”——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点看法

成王败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逻辑支配了中国至少几千年,以暴易暴、循环往复的历史从未改变过。跳不出兴亡盛衰的“周期率”病根在于一元化的无限权力主导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于从上到下解不开帝王崇拜的死结,在于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依附性,没有独立性。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没有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第一需要,总是绕着皇帝的餐桌转,日夜企求成为权贵的座上客,至少要分一杯残羹冷炙,梦想有朝一日被选中,入宫或入阁做个幕僚的大有人在。不要人格,不讲道义,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无耻行径找到美丽的说辞。以动听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包装自己,惟一缺少的就是独立精神。如何跳出“周期率”,那只有从破除“打天下,坐天下”的旧观念、旧模式开始,从恢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开始,从言论自由开始。这些话卑之无甚高论,却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遮蔽与突围

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提升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权力再生产和权力社会化的重要前提。算法推荐不仅带来了“国家—媒介—个人”信息权力关系的变迁与重组，而且重塑了社会信息能见度分配的底层逻辑。在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在可见空间、议题设置、话语叙事和价值引领等方面面临着多重遮蔽。要在解蔽中实现视觉突围，既要做到技术“收编”和议题“破圈”,以高效的算法赋能和共情的议题设置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覆盖面和视觉冲击力，又要做到流量“扩容”和算法“向善”,以鲜活的话语议题和高势位的价值引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吸引力和视觉引领力。     

风险社会多元话语的权力结构与问题分析

多元共识源发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现代社会理论传统及价值观的批判和解构。而致力于在晚期现代性中发掘反思内涵的学者,则描述了一种多元话语权力构建的背景。随着这种背景中如全球化、科学进步等动力因素程度不断加深,作为传统话语权力主体的制度性话语场景明显衰落。由于话语构建形式革命以及自媒体时代到来,使微观层次的话语建构呈现一种多元权力重构的现象。然而,社会多元话语权力结构的成功形成,也带来了诸如话语多元任意性、话语民主无规则以及无限制的匿名性等多种副作用。     

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论定义与社会作用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一个现代问题。以追求普遍原则与宗教承当精神为内涵的人文性 ,乃是古今知识分子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层次。西方现代知识界明确提出人文知识分子必须时刻站在社会挑剔者的地位 ,从而保持其超越性与先锋性 ,且须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终极逻辑价值。中国知识界于 2 0世纪 90年代接受并传播了这一认识———价值守望者与社会挑剔者乃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最佳地形”与“最佳角度”。参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分配 ,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已然不小。人文知识分子因含有丰实的社会内涵 ,故而成为经久不衰的历史话题。     

歌剧《白毛女》的叙事变迁史

《白毛女》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这种文化生产方式敞开了一个民主空间,为多种文化力量的对话和博弈提供了可能,从而构成《白毛女》叙事的复杂形态。《白毛女》的叙事变迁历程,就是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话语与民众话语之间对话与较量的过程。博弈的结果是,政治话语取得了叙事主导权,但这并不能封杀其它话语的潜在影响。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多维场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一切手段对我国展开意识形态攻势,不断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分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加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多维场域环境的挑战。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中面临话语主体呈现“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参与”共生、话语载体呈现“再中心化”的多向互动、话语内容的大众化以及话语传播的自由开放等新变化。在当代语境中,要牢牢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为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提供有力支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引领群众、赢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中的作用,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福柯的话语批判理论与知识分子职守

在回应后现代理论视角下对于知识分子职守和使命的消解论述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后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传统的知识分子始终受到话语机制的困扰,因此知识分子已经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职守。但事实上,从启蒙与知识分子的现代产生看,消解权威和守护理想是知识分子永恒不变的职守。这是后现代条件下无法消解的理念,知识分子的话语批判理论不过为知识分子消解自身的权威提供视角而已。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式的知识生产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权力话语的生产与消费的一个新型哲学分支。中国式的知识只注重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属于生产价值和直言律令的权力话语,完全是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适用的领域。这类权力话语因没有外在的事实与其符合,与其同构,故几乎很少有创新和更新的可能。于是,中国是一个只生产知识分子而不生产知识的国度。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政治、化的早熟。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引入谱系学的机制,即知识造反学——20世纪的哲学给人类留下的最可贵遗产。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让人说话,世界就会进步。     

“统一意志”：当代文学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牲质

当代文学构成共和国政治思维的重要载体,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内容。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纳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为共产党赢得“文化领导权”制造强势话语。1940年代后期,共产党及其左翼作家有组织、有计划地批判、清除各种异己的文学流派和力量,试图把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统于“一”,即一个意志、一种权力话语。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真正建立了“旨在整合全社会观念从而达到最大思想统一性的排他性的统治性思想”体系。“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参与了当时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塑造,承载着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蓝图的宏大叙事,但对此毛泽东并不满意而给予否定。“伤痕”“反思”文学对“苦难”的叙述是文学叙事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产物。“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反腐败文学”等文学形态,是对改革意识形态的话语重申和对于改革的合法性论证。     

电视剧生产的话语立场及其类型化发展

本文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文化工业话语以及大众“深层集体心理”等几个方面,梳理归结出当下电视剧生产的话语立场的四个维度,并且从中找出各自话语立场促动下所初步形成的电视剧类型群体。当然,在实际操作层面,这种话语立场和电视剧类型并非完全一一对应,而是呈现出更多复杂的组合。本文的此番梳理工作希望有助于电视剧的研究与评论走向更加深入的层次,摆脱当下的某种纠缠与混乱的格局。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话语多元生态建设

由具体事件或具体问题骤然引爆网络舆情,是近几年较为典型的网络意识形态交锋现象。当前网络话语中存在网络暴力、观点撕裂和话语单一化、同质化等乱象,其背后潜藏着社会治理和网络话语商品符号化的深层问题。网络话语多元生态建设必须要处理好“为什么人”和“如何服务”这两个问题。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建设属于人民的网络话语多元生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意识形态与"左联"的信仰系统构成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面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一特殊文学团体时,因习惯于社会政治学和纯文学两个极端的思维和认知,遮蔽了它许多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它身上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其特征也不是单纯的主流政治话语,它是一种整合的意识形态文化概念,是一种政治革命信仰体系依附文学精神主体幻象的特殊形态。本文旨在通过“左联”文学社群政治与文学胶合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构成分析,来贴近和认识“左联”这样一个繁杂群体真实的本体世界。     

关于君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理性思考

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必须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该群体拥有身份的自明性;二是该群体必须获得话语的合法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于对权力的依附性,其身份意识的成熟是伴随古代专制体制的成熟而成熟,其话语的合法权需要君权体系给予的话语空间。因此,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有待于古代政治体制确立“与士共治”的管理理念和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官政治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