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以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初的华北乡村为例

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二十世纪20至40年代初,华北乡村民众在接受"阶级"理念之前,对于自身生活社区的层级结构有一整套内生的评价标准与区分体系,据此,社区成员依次区分为"士绅领袖"阶层、乡村"能力型"阶层、"普通大众"阶层和"劣势"阶层.其中,士绅领袖阶层具有权威性地位,在乡村社会起主导作用;乡村"能力型"阶层凭借能力与技能在社区内也有一定的支配作用;"普通大众阶层"则生活能力较低,具有依赖性;"劣势"阶层由于生活能力极低和道德因素为乡村成员同情或鄙视.这种社会分层的维度是植根于乡村文化脉络的"乡土资源".     

近代士绅阶层的分化与基层政权的蜕化

随着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文化变迁,传统的士绅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并由此形成士绅阶层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动。士绅阶层的分化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社会根基,并且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由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低度发展和城乡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作为传统农村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们大批流向了城市,从而使农村基层政权落入“劣绅”之手,造成清末民初乡村政权的严重蜕化。农村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激化,造成了基层社会的无序和骚乱,并由此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突破口     

城市居民网络精英关联度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基于JSNET 2014八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揭示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构成对其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受自身客观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以及受自身社会网络关系人的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精英关系人的"地位信号",能为其拥有者提供符号性社会资本,从而提升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因此,城市居民无论自己是否为精英,其社会网络中拥有精英关系人、精英关系人的符号性社会资本,均能导致其阶层地位认同提升。而且,社会网络精英关联度越高,拥有者的符号性社会资本就越丰富,阶层地位认同就越高。     

财富、文化、社会关系与声望的聚合体——20世纪前期华北的村庄领袖阶层

村庄领袖阶层特指在村一级社区内占统治地位、支配地位的权威阶层。他们既是村中相对富裕的阶层,也是草根文化权威,同时,其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的拥有量在社区中也处于绝对优势。他们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多种乡土资源的共同载体。拥有多种资源是村庄领袖区隔于其他阶层的重要指征,其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是多种稀缺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任何一种所能单独决定。     

中国近代乡村文化的崩溃

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到了近代,随着士绅阶层逐渐移居城市而衰落。究其原因,除了列强的文化侵略、军阀混战、自然灾害等因素外,还与科举制的废除造成的文化整合机制缺失,城市运动吸取了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源,国家政权内卷化造成了乡村文化资源流失等有关。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     

论领导文化现代化的人本路向

作为领导者阶层所持有的政治文化观念,领导文化处于一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地位,不仅具有对领导者阶层的规范和引导的功能,而且具有对整个社会的整合和促进的作用.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彰显人文精神的现代意蕴,升华传统领导文化为符合现代理性精神和民主追求的新型领导文化,使之更契合于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的时代特征,不仅是适应科学发展需求在文化观念层面上的价值规范转型,更是领导主体提升和证明具有先进性的过程.     

士人、士绅、士大夫异同辨

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最上一层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往下是官吏、士大夫阶层,其次是士绅阶层,最下一层是民,其中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士居于四民之首。有了如此严格的等级划分,就可以使国家的管理具体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这里,我们关注到士、士绅、士大夫的身份有别,其所处的阶层亦有相通之处。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浅析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制度

中国传统的统治模式, 国家机构的直接统治只到达县一级, 县以下基层社会主要由士绅阶层和宗族势力控制, 并辅之以保甲、里甲制度, 负责征收赋税, 摊派徭役, 征集兵丁, 维持治安。皇权对于乡村社会更多地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清末西潮东渐,传统儒家思想体系衰落,社会结构巨变,乡村精英士绅阶层大规模流入城市,造成中国乡村士绅质量蜕化,土豪、劣绅一类人物进而占据了基层社会权力核心,尤其自义和团运动后乡村社会秩序趋于失控。清末“仿行立宪”, 考察各国宪政, 谓地方自治为“立宪之基础”, 同时民间社会也大力鼓吹地方自治。清政府于…     

试论传统社会中地方士绅的法律人角色

在传统社会,士绅作为地方精英和实力阶层,在地方社会民间法的创制和民间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法律人角色.尽管士绅的法律人角色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亦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节省了国家的法律成本(立法和司法),更重要的是,彰显了在强大的专制王权之下地方民众具有借助民间法实现一定自治的能力.     

绅士阶层与清代乡村社会教化

清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乡村社会实行思想教化并且构建了完整的教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绅士阶层居于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肩负着实施教化的具体职责,它成为官民之间联系的纽带。当历史步入晚清时期以后,原有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发生嬗变,绅士阶层被迫让渡着自己作为教化唯一主体的地位,而这与绅士阶层对乡村控制的减弱紧密相关并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     

对兵团文化的探究

人类文明越发展,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就越凸显.当今社会,兵团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和军事发展的战略资源,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实力.同样,一个政党能否牢牢掌握政权,既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也取决于它所掌握的文化资源.     

传统士绅与知识阶层的近代转型

梳理相关文献,笔者发现既往研究过于偏重士绅政治角色,轻忽了其知识阶层的本质.因此,将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联系起来考察,动态的分析知识阶层在近代的这一转型过程,或可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值得研究的问题大致如下知识阶层是如何超越、游离传统"士绅"的乡土性,走向现代意义的都市知识分子的;以及此一过程中,知识阶层生产机制的转换、知识体系的刷新与转化、其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变迁、新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新身份与集体意识的孕育等.     

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根源、现实问题与前景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体制建构不断完善。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方由于宗族势力的强大,乡村精英的软弱,乡、村、组几级管理体制的不协调．以及人才流通机制的僵化等原因．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当地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本文力图以新的眼光分析历史上宗族势力、乡绅阶层和保甲制度在维系中国历史上乡村自治上曾发生过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善于利用历史资源中某些积极因素,兴利除弊,用以促进乡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完善当前乡村自治的路径应该包括：限制和削弱乡村宗族势力、保护和发挥乡村精英阶层的作用、政府善治并逐步还权于社会,实现真正的乡村自治。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士绅阶层的衰亡与复兴

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家政权的激烈动荡,传统士绅阶层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最终成为历史。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制度支撑;社会结构的变动,使士绅阶层失去了底层根基;现代国家建设,使士绅阶层失去存在的屏障。时代发展呼唤新型乡村领导层,他们身上既要有新时代开拓创新的精神,又带有古代乡绅的“士”的精神,服从国家政权但是不依赖国家政权,能够代表基层民众立场,协调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和谐共容。     

十八世纪英国的贵族宅邸与贵族政治

十八世纪的英国是贵族的世纪。贵族集团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享有优势地位,形成一种精英政治统治。贵族宅邸是贵族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优势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体现贵族精英统治者形象的重要工具。十八世纪的贵族宅邸是贵族精英政治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重要表现。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与和谐社会构建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变化最大、最深刻的是工人阶级.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其阶层的变化来体现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由于在经济、政治、职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出现了群体分化现象,形成了不同的阶层.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普通工人阶层在经济、社会地位上与社会其他阶层差距越来越大,确立和维护这部分工人群体的权利,努力提高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