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诗》三百篇,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就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了。但是,在秦“焚书”之后,《诗》三百篇也和其它先秦典籍一样,遭到了毁灭。汉兴,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需要进行文化建设,才下令全国“献书”,搜集整理已经散失的先秦古籍。《诗》三百篇,是属于先秦古籍之一,也在搜集整理范围之内。在汉代,传授《诗》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即鲁国申培公所传的诗称为“鲁诗”,齐国辕固生所传的诗称为“齐诗”,燕国韩婴所传的诗称为“韩诗”,赵国毛     

三家《诗》流传情况考

齐、鲁、韩三家《诗》号称“今文《诗》”,在汉代盛行一时,终于东汉,并立学官,而《毛诗》不得立。后汉郑玄作《毛诗笺》,三家渐亡。古籍关于三家《诗》亡佚时间的记载有出入。实际上《鲁诗》和《齐诗》均亡于西晋,《韩诗》今天仅存《韩诗外传》。     

鲁诗诗义阐释中的绍孟倾向——鲁诗渊源新探

关于鲁诗的师承渊源,人们往往将之简单的归因于荀子。然而鲁诗与孟子之间的诗学关联却被前贤时修长期忽视：鲁诗的诗义阐释不仅与孟子多有相合,甚至对孟子在诗义阐释中体现出的思想倾向和哲学观点也有承袭。鲁诗不仅与先秦诗学联系最为紧密,同时又被誉为今学正宗,是最能代表汉代今文三家诗特点的一家。因此,对鲁诗渊源的重新审视,不仅有助于理清鲁诗乃至汉代诗学的传承谱系;对于汉代孟子学术地位的重新评价也意义深远。     

董仲舒《诗》学探微

作为汉代重要的经学学者,董仲舒的著述中保留有较丰富的《诗》学内容,对了解汉代《诗》学具有重要价值。其著作中的引《诗》、释《诗》有明显的先秦《诗》学“赋诗断章”特色的遗留,颇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其《诗》学主张也多有可与先秦学者如荀子等相参照之处。前人的研究多将其《诗》学置于汉代三家诗的范围之内,对此有所忽略,应从新的角度详加考察,给予必要的关注。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诗》之“志”辩说

本文依据先秦典籍资料,将《诗经》之中的“诗言志”分为音乐角度和文辞角度两种情况,重点研讨文辞角度的“诗言志”;然后根据《诗经》所言之“志”的具体情况,把“志”分为意志和情志两种;同时从作诗者、用诗者和习诗者三个角度具体阐述了其“志”的异同。从而对“诗言志”说提出了系统的解说,并进行了合理的梳理。     

小注释后面的大学案──关于“《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诠释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以《毛诗》的“变雅”概念来解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小雅》怨诽而不乱”,在这条注释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作为刺诗的《关雎》、《鹿鸣》为什么居于正风正雅之首的传统大学案。根据司马迁所习的《鲁诗》,“《小雅》怨诽而不乱”不是指《六月》以后的“变雅”,《小雅》的怨诽基调是由其始篇《鹿鸣》奠定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实际上沿袭了一个传统的误解。     

“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中国旌表制度溯源

旌表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维持社会风教的重大动力之一,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旌"、"表"二字字义的发展为"旌表"一词的构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于先秦时期的史籍中即能觅得此词的最早影踪;先秦时期一些表彰的内容和方式,堪称后世旌表制度的典范;先秦是旌表制度的萌芽时期,此时的旌表带有原始性和弱势的一面,又具有开创性和典型性的特征。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点击篇目 叩问《诗经》

从分析<诗经>的篇目入手,通过详细数据,指出古人拟题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以<诗经>自身的实例,从一个侧面说明<诗经>是一部平常的诗歌选集,是"诗"而不是"经".我们应以平常的心态待<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读<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解<诗经>.     

千古一梦:谈“黄粱梦”

“黄粱梦”出自唐代著名传奇作家沈既济的名作《枕中记》,约作于建中二年至兴元元年被贬官期间。就各方面影响来看,堪称千古一梦。《枕中记》今传《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二本,异文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黍与黄粱之别,后者便于在诗词用典中遣词造句,因此最为流行。《枕中记》的基本思想是人生如梦,这是古人基于人生经验形成的一种人生况味和哲理思考,这一思想导源于道家。《枕中记》脱胎于《搜神记》和《幽明录》中的焦湖庙柏枕故事,作者大大扩展了思想内涵,表现出士人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失望乃至批判,对追逐功名富贵的自我否定。但大梦难觉,说到底所谓人生如梦只是失意者的失落、迷惘、无奈。由于黄粱梦的巨大影响,古人在邯郸附近附会出卢生入梦之地黄粱店,并建吕翁祠,古来题咏极多。而在八仙信仰普遍流行的背景下,将吕翁附会为吕洞宾。     

“绘事后素”辨义

“绘事后素”出自《论语·八佾》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中。孔子借用“绘事后素”来解释庄姜“素以为绚”的美,子夏又将之引申到习礼的过程中。后人对“绘事后素”的解释,有绘事“后于素”和“达于素”两种,从商周时期衣帛彩绘的实际过程出发,认为将“绘事后素”释为绘事“达于素”,更贴近孔子的原意,更切合当时的织绣工艺的实际,从训诂上讲,这一解释也不违背先秦时期“后”字的常见用法。     

《耳食录》思想内容探析

乐钧是乾嘉时期诗、词和小说都有所建树的作家,而文言小说集《耳食录》则足以代表乐钧的最高文学成就。《耳食录》讲述了近两百个大小不等的故事,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其中既有传奇小说又有笔记小说。从题材的角度入手,采用文本研究的方法,对《耳食录》的思想内容作一探析,归纳出批判类、劝惩类和爱情类三种。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文本演进的规律对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建构

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的用"诗"之风,是春秋时代普遍的作风,其影响深远。"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形成,有其文艺发展的外部规律:先秦儒家主体思想意识的形成,赋诗言志文艺之风的影响;也有其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诗言志"文化传统的继承,《周易》用诗方式的延续。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