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部"考

"说"的本义为"解释、说明",可引申为"讲述、叙说",由"说"之本义衍生出论说体,由"说"之引申义衍生出叙事体.早期的"说部"概念既包括阐释义理、考辨名物的论说体,如论、说、议、辨、诗文评、说书体、学术性笔记等,也包括记载史实、讲述故事的叙事体,如史料性笔记、故事性笔记、说话、小说等,是众多文章、文体、文类的汇聚与集合,而非单一的文体概念.晚清以来,随着以小说为主体的叙事体地位的提升,"说部"逐渐将论说体排除在外而专指叙事体,并最终成为"小说"之"部".     

晚明野史笔记繁盛的历史合理性

晚明社会险恶、国史不兴,知识群体忧时愤世却又无法找到救世之途,只得借助于野史笔记这种思想资源来表达社会主张和利益诉求.民间参与史事记载和历史评价反映平民社会走向成熟之际官方史观与民间史现的趋同.晚明史学"实录不实,野史不野"的独特景现正是对这一趋势的践行.野史笔记风行于世有利于自我意识觉醒、史家个性张扬、记事领域拓宽和主体权力扩张.     

论唐五代对于笔记体类特征的认识

通过考察唐五代笔记的编写实际与相关评论,大致可以窥见当时对于笔记之体制、类属等的认识。从体例来看,笔记著述的特点比较稳定,笔记之杂主要体现在内部各条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从内容来看,一部之内往往共性明显;从归属来看,呈现出游离子部小说类而向史部靠拢的趋势。而且,唐五代虽称笔记为小说,却常将其与正史比较,可见当时视笔记的相邻概念为正史。关于笔记与正史在内容、性质方面具有差别而在功能上存在相通之处的观念比较清晰。     

论罗伯·格里耶新小说中的"戏拟"

"戏拟"是罗伯·格里耶钟爱的一种小说表现方式.它以模仿为基础,以生成崭新的、具有戏谑性的否定意味为核心.格里耶通过对传统小说的景物描写、结构安排与主题意味等多个方面的"戏拟",来达到否定传统小说真实性、体现小说形式革新观念的目的.     

“野史”特征漫议

野史是民间史学文化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史学文化现象。其特征有丰富性、实录性、轶事性、笔记性。并就这种文化现象，呼吁建立一门野史学科。     

"史补"与"情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意识论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为史补遗、发其英华的"史补"意识和为史补情、为情补史的"情补"意识,是最为突出的两大类型."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知,复来自对小说功能的理解,同时又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情补"意识则是沿着先秦儒家"道始于情"的人道观和"情本体"论而来的.所谓"为史补情",就是对史传或民间流行的情爱故事,作敷衍增饰,以补史记之不足或遗漏.而冯梦龙<情史>的编纂和以"史"命名的目的,则在于"为情补史",并以此宣扬他的"情教观".这一"情补"的创作意识,一直延续至<红楼梦>.二者所"补",形成了经史等"大帐簿"之外的"小帐簿",丰富了中国的"史文化"和"情文化",并构成正统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寇准形象

寇准作为历史人物,忠君爱国、疾恶如仇的生平大节记入正史,豪侈生活散见于史料笔记。后世笔记小说、野史附会了近于谶纬的传奇经历;戏曲、小说中生发了知错能改、机智的形象;甚至现代影视剧也多有对寇准形象的刻画。从寇准形象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民间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和忠奸对立的喜好心理,使得寇准形象不断丰富和美化。     

唐代"入冥"题材小说与冥界观念的演变

唐代"入冥"题材的小说发展成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此题材的作品包括"泰山巡游"、"地狱巡游"以及其它形式的"冥界游历",反映了唐代丰富的冥界观念.关注此类作品既有助于深入研习唐代小说,亦有益于探究唐代的宗教与文化现象.唐代"入冥"小说在不同阶段具有相异的特征,基本上与当时的宗教理念和小说发展趋势相合,折射了文化观念与宗教理念的演变与递变.     

"城市"的窥视者和凭吊者——论1990年代都市小说

1990年代,城市化进程使都市小说迅速崛起.从题材和主题看,都市小说主要表现为三类:一、"新生代小说",二、"新市民小说",三、"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很难说1990年代都市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因为作家往往还只是城市的窥视者和凭吊者.因此,构筑一个异于乡村的"陌生化"的精神世界,表现所认识到的"人类情感"将是现时代都市小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伯德尔格"考释

本文利用清代档案文献和笔记史料,对噶尔丹洪台吉发布人律的第三道"训谕"中出现的"伯德尔格bederige"一词,作了比较深入的考释.认为该词为专指名词,系指当时活跃于中亚,北亚地区的回子(霍屯人auiiqhur)社会中的商人阶层.而"训谕"中的三类"bederige"即"塔哩雅沁伯德尔格"、"居无定所之伯德尔格"、"被俘之伯德尔格",分别为"隶籍屯垦霍屯人之回子商人"、"散落之回子商人"、"隶籍厄鲁特人之被俘获的回子商人"之意.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