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剧中的“灰姑娘”情结

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群体的穿越剧多采用灰姑娘的叙事模式。以“穿越”为契机,穿越版的灰姑娘形象揭示了现代女性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深层心理诉求。“多马王子”现象则反映了现代女性在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情感需求,而她们对待情敌和敌人的态度更是女性独立、自信的体现。在女性视角下,灰姑娘们张扬个性、表达自我,在消费文化的大潮中成为女性观众的偶像。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

女性形象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叙事文学中理想女性的形象也一直随着人们审美态度和审美观念的转变而转变.大致以唐代为界,叙事文学中的女性审美主潮从偏重日常实用和道德教化的“德言容功”逐渐过渡到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对生活品位和艺术气质的追求.而这一过程也即社会审美思想嬗变的过程.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时代背景.文学功用、女性地位和文学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的变化.     

“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从《相爱相亲》到《爱情神话》

近年来,由一批女性导演创作的“女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熠熠生辉,获得了商业与口碑的双丰收。文章以一直以来坚持女性主义书写的“50后”女导演张艾嘉的《相爱相亲》和“90后”女导演邵艺辉的《爱情神话》为比较文本,探析这些由女性执导、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题的“女性电影”,在文本建构、主旨表达及艺术创作上的总体趋向,解码“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传承与突破的演绎特点。     

不要“公主病”

现在很多女性都或多或少有些“公主病”.不过,如果都像近期流传的某视频中的主人公一样病入膏肓,可要及时医治了.这段视频中,女主人公不仅在家庭生活中如公主般刁蛮任性,工作中也对同事呼来唤去.有人说,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表现. “公主病”者为数不少 “公主病”者指过分自我感觉良好,并且要求获得公主般的待遇的女性,多数是未婚年轻女性,从小受家人呵护、伺候,依赖性强,行为骄纵,有问题常归外因,缺乏责任感.     

从“隐身”、“失声”到奋力抗争——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谭恩美作品

谭恩美的小说以女性为观察视角,对女性进行书写,探讨女性所经历和面临的各种问题,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谭恩美的《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就通过女儿对家庭历史的探索,建立起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线的全新家庭谱系,表现了一群通过自身努力、互相帮助,取得经济和精神独立走向解放的华裔女性。同时,作者还揭露了男权对女性的各种压迫行为,提出了将男性逐出被膜拜的神龛,用纯洁的女神取而代之的大胆设想。     

欧洲“中国风”中的性别美学

中国风经由茶叶、绘画与瓷器纹饰,形成了一种以女性审美感受与生活经验为主导的女托邦形象。女托邦形象溢出了欧洲传统美学家的性别凝视,重塑和改写了合法性审美趣味的意义分配,以女性个体生活情感的真实在场,推动着女性审美趣味及其意义的生产。经由上行下效的流行机制,欧洲不同阶层的女性通过挪用、改造与戏仿等艺术方式,将中国风作为复数的审美符码系统,孕育出多元叠合的特殊审美文化活动。中国风融入欧洲女性审美趣味的建构过程,松动了古典主义美学趣味,在西方与中国、男性与女性的张力关系中,以跨地域、跨文化的形式,参与和推动了西方现代审美文化观念的生成。     

谈现当代“知识女性”形象的“情感缺憾”

现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摇曳着活跃异常,多姿多彩,血肉丰满的知识女性形象群.尤其是女性作家以它特殊的人格心理、生理来体验、把味和包孕生活,来展示自己同性的悲欢离合,甚至以自己为模特儿,投入创作主体的全部情感和思考,显示出更耀眼夺目的光彩.但是,由于知识女性自身的人格心理、生理特征、影响到她们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以一种超越观察,超越困境,超越假恶丑的心性期望和理想在自己吹胀的五彩肥皂泡中看世界 、讨生活,使她们自身的能力和现实社会的严峻,形成极大的反差,灵与肉、情与爱,事业与家庭,满足和追求,理想与现实,希望和失望,构成她们心态的基本定势:情感缺憾.     

台湾女性文学中“新女性”形象概观

发轫于五十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在整个台湾文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台湾的女性文学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台湾的女作家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多以自己生活的世界为创作题材,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去观照生活。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是受封建礼教、传统道德和宗法制度的迫害,精神肉体备受摧残的弱女子。这些人物,在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表现妇女的人生悲剧和要求解放的愿望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进入70年代以后,女性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尤以“新女性”形象的出现为显著标志。     

从“三寸金莲”到“女性整容”——谈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意义

千百年来,社会类型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无论是在封闭的传统社会,还是在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国女性始终处于男权压力之下。这种压力不断强化女性的“附庸”角色,致使女性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承受不同形式的摧残,更有甚者使女性“乐于其中”。文章将以传统社会中的“裹小脚”以及现代社会中“女性整容”为例,试图用人类学比较分析的方法解读上述两种社会文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女性人类学这门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兴起的新兴学科的研究意义,进一步推进女性对于自身存在及其存在意义的思考。     

“他者”关系中的女性解放

在后现代那里,女性解放逐渐成了哲学的热门话题,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纷纷对女性解放进行了新的诠释。与传统女性主义相比,后现代存在主义女性解放有不同的基本特征。文章分析"他者"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者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他者与女性解放之间的关系,针对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和自我意识的束缚,阐述从他者与主体关系的演变到以女性为主体的价值观的实现过程。     

“老好人”大多患“取悦症”

正生活中有很多"老好人",他们总是希望别人过得开心,一味取悦、迁就,实质上是为了避免人际冲突,不惜牺牲自己的快乐甚至健康。精神心理专家指出,"老好人"之中有很多"取悦症"患者,常常吃亏,特别是女性患者,因此要勇敢学会说"不"和喊"停",多为自己着想。取悦症以女性多见,取悦他人成为一种"瘾"取悦症又称"看管人性格紊乱症",患者总是优先考虑别人的需要,整天当"老好人",结果忽略、委屈     

虚假的觉醒：“种田文”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种田文”是女性向网络文学的一种主要类型,主要由女性作者编写、女性读者阅读、以满足女性的欲望和意志为归旨。这类文学表面上看起来处处彰显着女性意识的觉醒,然而,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文本进行深度解读,发现这种觉醒本质上是虚假的。通过梳理中国女性文学发展脉络,发现无论是以丁玲、冰心、陈染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的近现代文学写作,还是当代网络文学的写作,在最终实现女性解放、实现性别真正平等上均遭遇困境。     

论徐坤小说知识女性的“突围”

徐坤的小说从现当代知识女性的生存现状出发,以学者的睿智追究着知识女性话语失落的历史文化原因与现实困境,以女性的敏感叙述着知识女性突破男权话语围困的艰辛与尴尬。知识女性作为特殊的群体,具有极强的主体意识与性别意识,但以"性"为突围的主要手段,又恰恰暴露了她们对自身认知的局限,随之而来的困扰与神伤也就不可避免。     

“美女”形象的颠覆与解构——简·奥斯汀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解读

19世纪对英国文学而言是一个文学发生转型的时代,女性主义文学异军突起成为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奥斯汀是其中一朵最芬芳的鲜花之一。她的创作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切入,以真实的女性体验为叙事基石,通过对传统文学中"美女"形象的颠覆与解构,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有血有肉的、本色真实的女性形象,为世界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构建生发出新的创作空间。     

从“尽义务”到“享权利”:以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四女杰为中心的考察

武昌起义后的几个月里,湘籍女性或走上战场,和男子一道与清军浴血奋战;或在后方辛勤奔走,为军需后勤募捐筹饷,与男子同尽了国民义务。革命成功后,她们以义务与权利对等原则为理据,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女子参政运动之中,以结团、撰文、请愿、创办报刊等形式力争女子参政权。尽管运动最终失败了,但先进女性从尽义务到享权利的思想转变,昭示了以湘籍女杰为代表的民初知识女性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     

“海滨故人”女性群体的自我追求及其现代意义

以“海滨故人”为标征的形象群体是庐隐在“社会问题型”小说中塑造的第一批觉醒了的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形象,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是这个女性形象群体精神世界的共同特征。“海滨故人”女性群体的自我追求一方面体现在追求自主的爱情,一方面体现在追求事业上的价值实现。由于社会和自身的原因,她们在上述两方面的追求均以失败告终。     

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背景中抒发——李清照作品的“自我情结”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典型人物 ,在古代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格局中 ,她冲破各种限制 ,表现出女性独特的自我情结。本文以李清照少女生活时期、婚姻生活时期和南渡之后的文学创作为例 ,挖掘女性对自然、人生、理想、国家等独立的见解和从中所表现出的自我情结。     

“文革”文学中的女性叙事

“文革”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典型是女英雄(女铁人),①她们在行为模式上几乎与“文革”时期文学中的男性正面人物等齐划一.以此来论,似乎“文革”时期并没有真实表现女性世界的文本.这不足为奇,因为它不过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延续及特定时期的极型.真正能“浮出历史地表”②的女性写作需要长久的时间去等待.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迫性渗透及女性为获得男性权威的社会指认所作的投降实质上仍然是现实,也仍然是女性文学无法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但是,历史文本是“把历史事件按照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的情节结构或神话组合起来的作法”③,是以一种视点而不是另一种视点对历史事件的抽样选择,之后加以编排的叙事形式.因此,在既定的文本与历史真相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以“文革”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典型来论,文本典型得以产生不能不说是对现实中的女性有所抽绎和变异.当然,现实中女性的真实面貌因“历史已逝去不返”,我们所能作的只是从多种材料出发去尽量恢复和了解那种精神性的历史语境.     

女性的“语言”:卫拉特蒙古的女性与禁忌

本文以居住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该社会中使用的女性语言。通过对卫拉特蒙古的语言禁忌、尤其是对女性语言进行考察，发现人们利用语言禁忌维持他们社会的秩序，即保持神圣的存在的中心位置的同时排斥负的、不可控、污秽的存在于生活空间的外围。但是看起来非常清楚的结构中也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即女性。神圣的存在中也有与普通的人们相比较更神圣的女性，同时与危险的自然力量等比较女性也更为安全和普通。不管女性是神圣的存在还是普通的存在甚至是危险的存在，女性语言都能够使其他者化。     

“女巫”与“天使”的“创始神话”

"女巫"与"天使"作为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意象,实际上以一种"创始神话"的形式参与了男权社会文明建构的全过程。这一意象不仅暗示了男性对女性的恐惧,也透露出男性对女性的想象。虽然女权主义批评者对这一意象的历史分析颠覆了菲逻各中心主义的传统,然而她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一"神话"是人类对自身心理二元结构(即神性与人性)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