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农业与生态城市的协同发展——论昆明市发展都市农业

发展都市农业和建设生态城市是解决当前城市发展中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在简要回顾都市农业和生态城市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发展都市农业与建设生态城市的协同关系视角,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昆明市在生态城市建设,滇池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城乡统筹过程中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竞争力的传导机制分析,运用Heckscher-Ohlin-Vanek(简称HOV)模型,以26个制造业行业"十一五""十二五"(2006—2015年)10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环境规制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其影响是先抑制、再促进的"U"型动态影响。目前我国处于拐点左侧,即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随环境规制水平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呈现下降趋势。从长期来看,存在"波特效应"。为尽早越过拐点,促进中国制造业提高出口竞争力,政府应建立健全环境保护与贸易立法,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并丰富环境规制工具;产业应加强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利用绿色补贴等政策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企业应树立环保理念,加快技术创新,增加人力资本投入。     

经济约束对城市环境保护的功能及相关建议

经济、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经济对城市建设和环保产生推力，城市建设离不开经济和环保的支撑。当前全球经济处于经济衰退的特殊时期，这种经济衰退的特性之一是产生经济约束，城市建设会因此出现一系列的变化，环保是否就此松懈？从分析当前经济约束对城市建设中环保的正功能和负功能角度，探讨了促进新能源的利用及新兴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加大对环保政策的重视及扩展政策的覆盖面等促进环境保护的现象，剖析了认不清形势轻环保、经济压力过大缘木求鱼等阻碍环境保护发展的思路和做法，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积极应对迎面而来的经济约束的影响。     

城市蔓延与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内河经济带,多年来粗放型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重化工围江"的严峻局面,产业升级迫在眉睫.与此同时,以快速城镇化为表象的城市蔓延问题逐渐显露,城市蔓延使得城市空间迅速扩张,产业空间布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城市蔓延能否促进产业升级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文章首先利用中心外围理论、集聚经济以及分工合作理论阐释了城市蔓延影响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利用城市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城市蔓延指数,基于长江经济带2004—2013年104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城市蔓延与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升级呈"U"型关系,即短期内城市蔓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升级,长期中,在规模经济和分工协作效应的带动下,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城市蔓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先正后负,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城市蔓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先负后正,二者存在"U"型关系.产业升级其他表征方法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表明,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间存在"U"型关系.最后,文章从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技术创新等角度提出促进产业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论虚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虚拟企业是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新型组织结构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文章从虚拟企业的形成机理出发 ,基于价值链分析 ,深入剖析了虚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并提出了培养我国虚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战略。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发展与思考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EKC理论是研究二者关系的有效工具。但是众多研究文献的结论不具有一致性且存在很多缺陷,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重新界定了EKC理论的假设,对数据、指标体系、计量方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论,基于数学推理重新解释了EKC的运行机理。研究结论是：不存在适合所有地区、所有污染物的EKC曲线;经济-环境曲线是＂黑箱＂式的研究方法,其背后的运行机制才是研究的重点;环保政策要积极主动,不能坐等拐点的出现。     

在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反思中国环境保护的制度工具

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是中国环境保护最为重要的两种制度工具,二者相互交织、共生共济,型构了中国环境法治的实践图景;环境法律政策化和环境政策法律化是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联接、互动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环境法律政策化应以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功能"区分"为前提,实现环境政策对环境法律灵活性机能的补给与拓展;环境政策法律化则是以法律的稳定性持续彰显现代环境法治理念与价值的重要方式;囿于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在环境保护中的工具性局限,中国环境法治的未来发展应当走向以制序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城市“生态治理”政策流动的一种新设计——以“宜昌试验政策”为例

如何提升城市"生态治理"政策流动的科学性,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异域"示范性"政策?这不仅关乎中国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且是跳出既定政策设计思路"惯性"的变革。基于城市政策流动和德勒兹生成理论的框架,从平衡政策与自然生态关系、促进政策过程性和空间性优化、重塑了宜昌试验"生态治理"政策:以生态问题导向、强化公众参与、政治性弱化和降低典范意识为核心促进了主体的消解;利用系列设计、结构设计、弱势群体和弱势知识的交乘公式优化了生态守护政策、生态产业和资本化政策、生态科普政策;将试点经验作为政策推广的"根",以音乐模型保持两条水生态人文走廊自然与人文的律动,以海洋模型促进特色生态小镇空间的融合转化,以数学模型开发生态指标和经济指标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和以美学模型拓展生态空间设计。     

环保激励委托—代理人问题：来自中国环保模范城市的证据

环境保护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本文以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切入点,研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保激励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央—地环保激励政策存在委托—代理人问题,“创模”前期,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但未能长期保持。中央政府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监督不到位、未严格实施复审机制,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短期性的政策手段、甚至操纵数据,导致“创模”不是一项有效的环保激励政策。最后,研究发现“创模”活动具有政治激励效应,良好的城市环境未显著提升官员政治晋升机会,但“创模”活动显著地为地方官员带来更多的政治晋升机会。     

科学发展观下的农村环境政策创新研究

贯彻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市与乡村、环境与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农村环境政策何去何从?文章首先 分析当前环境污染的现状及面临的压力,接着从环境政策体系及个别具体的环境政策两个方面对环境政策在农村 的不适应性进行分析,最后从移植成功的城市环境保护政策、加强环境立法、向引导性环境政策转移及建立“谁受 益、谁补偿”的环保新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农村环境政策的创新之路。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