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贫困农民发展权法律保障现状成因及策略重构——以精准扶贫实地调研为进路

农民贫困的重要成因之一是权利保障的缺失。针对当前部分农民贫困的现状,我国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并取得实质性成效。然而,贫困农民政治参与度依然较低,缺乏经济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城乡统筹不力,农民发展权相关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对H省X县200户贫困农民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发现,疾病是当前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子女上学以及年老无劳动力亦是致贫两大重要因素。保障贫困农民发展权,实现农民精准脱贫,政府首先应充分发挥服务和管理职能,主动承担责任;其次,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建设,引导农民提高自身发展意识,积极参与技能培训,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后,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进行专门立法,走出一条特色脱贫之路。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贫困的新趋势：消费性贫困——以鄂东打工村庄的消费竞争状况为例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明确农民贫困的真实原因。过度的仪式性消费支出成为影响农民家庭贫困的新因素,体现在生存消费的品牌化、婚丧仪式浪费的刚性化、炫耀性消费的竞争化。不理性的消费竞争扭曲了家庭的消费结构,导致家庭积累不足、代际支持缺乏,造成家庭再生产的低度循环和内在冲突,发展潜力有限,“消费性贫困”生成。消费性贫困是消费行为的城乡联动机制和村庄经济文化状况叠加作用的产物。城镇消费行为对农村的示范效应,改变了农民的审美趣味,抬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绝对成本,村庄内部的支出竞争无序化提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相对成本。因此,扶贫不仅要在增收上做文章,还要在减支上花工夫。改变扶贫思路,倡导文化扶贫,促进消费脱贫,实现扶贫的精准性。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     

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国家贫困治理行为,除了解决贫困户当下的贫困囧境外,更多地要关注贫困户发展问题。从贫困户发展的价值目标来审视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实践,可以发现:责任制目标管理、项目化运作、运动式治理以及数目字脱贫等是精准扶贫价值目标偏离的主要成因。因此,通过赋权与增能,保障贫困户的发展权厚植贫困户发展基础;实行分类管理,形成有针对性的贫困户发展治理对策;对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实施心理干预,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以及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应成为精准扶贫实践的现实选择。     

关于社区林业可持续扶贫模式的探讨

社区林业作为新兴的参与式林业,改变了“刀耕火种”的传统林业与“规模开发”的政府林业的经营方式,对于农村扶贫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中荷扶贫社区林业项目面对山区反贫困的各种挑战,积极探索和帮助山区贫困农民,建立起“农户林业+科技示范机制+农民专业协会”的可持续扶贫模式。以“开发式”生态扶贫方式,促进社区林业从生存角色向脱贫致富产业的方向转变。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意蕴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扶贫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实现“小康梦”“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也为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和厚植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思想和理论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伦理意蕴:“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基点;“共享”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原则;“制度正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追求;“以人为本”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规范;“全球责任、正义与道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世界贫困治理政治伦理导向。     

中国扶贫70年: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研究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扶贫成就。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来回顾中国扶贫70年的发展历程：在历史向度上,中国扶贫道路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等5个发展阶段;在实践向度上,中国扶贫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政治优势,积蓄扶贫物质的经济力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在价值向度上,中国扶贫70年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为世界减贫理论、减贫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扶贫反贫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 史,就是一部带领人民群众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历程,从革命 性全域扶贫、“输血式”救济扶贫,到“造血式”改革扶贫、“开发式”综合扶贫以及新时代科学 精准扶贫,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牢记“人 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探索不同治贫扶贫方法,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和扶贫开发道路,最终 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百年反贫困奋斗历程集中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治理优势,同时也为全球反贫困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运用市场规律推进扶贫开发

要推进我省的扶贫开发,不仅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贫困地区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加大扶持力度,还要更新扶贫观念、创新扶贫机制,以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扶贫模式应当包含三个因素,即扶贫主体、扶贫方式和扶贫受体。     

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袁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     

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机制分析及立法设计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建设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环境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使得个体农民在生态利益中没有明确的权利份额,也无法基于自己的单个权益决策环境事项、救济生态损害.为了使作为宪法权利的农民生态权得以落实,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农民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并通过农民环保组织引导农民生态权实现的组织化、理性化和有序化.     

大小凉山精准扶贫脱贫策略思考

大小凉山是四川省四大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是精准扶贫攻坚战中需要集中人力物力重点攻克的“关键战役”区域。受该地区的扶贫现状和存在的不利条件影响,相关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定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现实约束：一是主要包括扶贫对象精准定位约束、扶贫产业精准定位约束、扶贫资金利用效率约束的现实约束,二是地理位置限制,三是教育资源匮乏。在立足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精确扶贫对象及范围、建设民生保障工程、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引进高素质人才、完善扶贫项目审核、引导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多项措施进行全方位的布局,提高大小凉山地区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大小凉山地区的贫困问题能否借由精准扶贫政策得到解决,不仅关系到该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水平,还决定着我国整体扶贫脱贫工作的成效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民政治权益界说

农民政治权益保障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现行理论对农民政治权益概念缺乏科学的界定,这在实践中导致了农民政治权益保障的缺失。由于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冲突的复杂性以及博弈的多元性,广大农民迫切希望通过政治权益的充分保障来有效表达政治诉求、影响政治决策,以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明晰农民政治权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既是有效防范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贫困地区培育新型农民的有效机制——基于甘肃省徽县麻安村的调查

通过走村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了甘肃省徽县麻安村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实施状况.认为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是当地新农村建设中培育新型农民的有效机制,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耦合,贫困地区应采取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     

人权教育:农村教育改革中的紧迫课题

目前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人权教育极度缺失,致使农村人的人权知识、人权意识严重不足,侵权行为时有发生,而人权教育恰恰是促进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在当前的农村教育改革中加强人权教育,提升农村人的人权素养已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要想使农村的人权教育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必须注意恰当的方式方法。     

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完善——以农民的社会权为出发点

城乡二元分割,主要是城乡居民所享受的权利悬殊.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贫困包括三个方面,其中最直观的是社会权贫困,最核心的是土地财产权贫困,最重要的是公共产品分享权贫困.促进农村土地集约使用,必须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规定,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完善农民的主体权利体系.     

利益集团视野下的农民权益保护

我国农民在现阶段的利益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基本权益,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源于利益集团发展的不平衡。农民在个人意愿层次、组织建制层次和社会宏观层次上都缺乏建立 自主的利益集团的条件。要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就必须允许和支持农民建立自己的维权组织,防止既得 利益集团结成分利联盟并主导改革路径,政府要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各利益集团的仲裁者,为多元利 益集团的均衡博弈提供制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