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文献看《诗经》学的发展

《诗经》文本编辑之初即伴随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目”与“录”的结合。至孔子以《诗》教授弟子，则综合运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诸种方法，如搜集校对(文本、音律)、论定编次、发明文义、语言雅化、理论总结等，经学的、文献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全备。根据历代《诗经》著述体式的产生与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研究风尚，我们将历代《诗经》著述与研究粗略地分为三期：汉代的原生期，三国至隋唐的守成期，宋及宋后的新变期。     

简论《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

一、周民族史诗的认定周民族史诗是“五四”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受西方诗歌理论的影响而对《诗经》内容进行的新的分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首先提出“史诗”这个概念,并将当时产生的文学作品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戊刷,黑格尔因承其说,并在《美学》中将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详加论述。生前并没有见过《诗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安大简”《诗经》研究动态

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且较为完整的《诗经》抄本,安大简《诗经》自2019年《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一书整理出版以来,对简本《诗经》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重视。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读秀”和“超星”四个大型学术网站对安大简《诗经》研究的相关论著进行统计的结果来看,目前发现研究成果已多达70余篇,其中大致可分为“常识性介绍”“字词研究”“韵读研究”“文本性质研究”“文本结构研究”以及“价值研究”六个部分。其中,对简文字词训释的研究最为丰富。安大简《诗经》作为一个不同于《毛诗》体例的《诗经》抄本,它的发现和研究,丰富了《诗经》的研究材料,有助于窥探先秦时期《诗经》早期的文本面貌;对研究《毛诗》的文本演变、解说诗旨以及对先秦古文字的考释等具有重大意义。     

《诗经》:乐官文化的范本

《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在艺术形态上,《诗经》已经逐渐脱离原始艺术的混合形态,而开始了以声歌为主,歌诗与舞曲、器乐初步分化的历史进程。“金奏”、“笙奏”、“管诗”等即是当时产生的区别于“工歌”、“升歌”等歌唱形式的新型艺术品种。但歌诗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笙诗”与“舞诗”则占较小比重。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刻联系     

方玉润的《诗经》研究——《诗经原始》读后

方玉润(1811—1883),云南宝宁(今广南)人。著有《鸿濛室丛书》三十六种,《诗经原始》是他晚年的著作,也是他最有价值的一部学术著作。在清代的《诗经》专著中,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崔述的《读风偶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被公认为是“独立想考派”的代表著作,其中以《诗经原始》最具创新精神,在“诗经学”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一、方氏论诗的主要观点     

《诗经》“交韵”论

阐述《诗经》“交韵”的定义、类型及其辨认原则，论述先秦的用韵观及《诗经》的用韵和章句特点是“交韵”产生的内外条件。最后指出后世诗歌亦有“交韵”用例，时至今日，还当予以继承、借鉴。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诗经》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五经”之一,也是当前高校和中学文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诗经》的研究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文章就孔子是否删诗,对《诗.序》的评价,“风”、“雅”、“颂”的不同价值,“风”中反映的周代婚俗四部分作论述,以供《诗经》教学和研究作参考。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孔子与《诗经》

孔子(公元前552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非常重视《诗》,(《诗经》最初并无“经”的称号,只称《诗》或《诗三百》)并为其保存和流传作出过贡献;他对《诗经》有许多重要的评论,这些评论在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由于孔子和《诗经》的这些关系,汉代人提出了“孔子删诗”说。几千年来,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聚讼纷纭,各持己见,至今尚莫衷一是。孔子是否删过《诗》?他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作出过哪些贡献?他对《诗经》有哪些重要的评论?这些评论在后代有何影响?拙文想就这些问题略述浅见,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论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以《论语》为例

孔子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整理《诗经》,从而使《雅》、《颂》各归其类;第二,以《诗》为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教理论,这对于其后两千余年的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歌创作等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对《诗经》内容的评论,形成了“思无邪”和“温柔敦厚”说,它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揭示了文学具有倾向性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感情的多样性与主导性的关系;第四,对《诗经》音乐的评论,体现了孔子倡导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揭示了文学具有审美性质和特征的基本原理;第五,对《诗经》社会功效的评论,提出了“兴、观、群、怨”说,这深刻地揭示了《诗经》的本质特征,也揭示了文学具有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的基本原理;开创了文学的“功用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及其创作理论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六,倡导学习《诗经》要学以致用。总之,《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关于《诗经》的评论,既揭示了文学理论中许多基本原理,也是我国最早的文艺批评。探讨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经》乃是个人专集

《诗经》乃是个人专集阿城在一九九三年第八期《读书》杂志上撰文，介绍台湾学者李辰冬先生对《诗经》的研究。李辰冬二十多年来坚持己见，一反诗三百篇是五百年“诗歌总集”、“民歌总集，的看法，认为《诗经》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五十年间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作。这一...     

《诗经》之役车

郑思虞同志的《毛诗车乘考》——以下简称《车考》,将《诗经》中的车分为七项,分别考其用途,这对重新研究《诗经》是很有益的.“役车”,在《诗经》中仅出现一次,《车考》单列一项,且为甲项,认为与“栈车”通名,这一点值得商榷.《周礼·春官·巾车》,先说周“王之五路”为玉路、金路、象路、革路、田路,分别用以祭祀、迎宾、朝封、战争、打猎.次说“王后之路”为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再说“王之丧车五乘”为木车、素车、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高歌《诗经》是土家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虽是用汉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但它所反映的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活与劳动、爱情与斗争、风情与习俗等等。高歌《诗经》的习俗,在土家族中世代相传,至今不衰。在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尚未发现其他兄弟民族有高歌《诗经》的遗风。土家族人民高歌《诗经》,并不是歌唱《诗经》的所有的篇章,也不是歌唱《国风》中所有篇章,他们只是高歌“周南”和“召南”的为数甚少的诗章。     

《诗经之女性研究》的历史贡献及不足

《诗经之女性研究》作为我国出现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专门研究《诗经》中女性的作品,受到了当时“反诗序”思潮和国外新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反传统性。但由于它写作于特殊历史时期,因此,在对《国风》的界定上有些过激,甚至否认了传统的文学理论命题“美刺”。本文在深入解读文本的基础上,探讨了《诗经之女性研究》一书对《诗经》研究的历史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本文的完成,对《诗经之女性研究》中,对女性的研究起到一定抛砖引玉的作用。     

《诗经》的另一种读法

知道有《诗经》这部书是在早年读中学时课文介绍的，明白《诗经》有艺术魅力是在后来读师范时老师讲解的，而体会《诗经》易读难解则是在自己每次翻看《诗经》时感受到的。很显然，由于《诗经》的成“诗”年代和成“诗”环境与我们很遥远，因此少不了有太多的“隔膜”，以至于让许多人读而生畏，敬而远之。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