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朝与《朝美通商条约》

清朝为了防止日本和美国在对朝鲜的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极力促成朝美之间缔结了1882年<朝美通商条约>.它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约不仅导致了朝鲜的全面开国,而且成为中国和朝鲜宗藩关系破裂的诱因.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清政府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原因探析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力图强化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其原因主要在于朝鲜的重要战略地位与中国的安全息息相关,洋务运动的开展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实力,当时远东的国际形势在客观上有利于清政府强化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     

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

清代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是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朝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朝鲜的宗主国。虽然双方存有疑忌和戒备,但是由于东北亚国际格局有利于清朝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因此中朝宗藩关系能长期保持非成文契约性的特征。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这种没有条约保证的双边关系在近代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下,不得不通过“立约保藩”来暂时延续生命,但是这种措施最终也未能挽救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     

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进而威胁到朝鲜的安全和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此时美国想借助日本打开与朝鲜通商之路,李鸿章为防止日本与美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对朝鲜采取了国际均衡新政策。     

19世纪末中日两国对朝鲜政策探析

19世纪末期,晚清政府已处于日没西山的时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并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决定了日本首先将魔爪伸向了朝鲜,从而使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挑战。此间中日两国对朝鲜的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没落的清王朝尽管几经挣扎,但也无力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最终还是败给了处于殖民侵略扩张行列中的新兴力量日本。     

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也可以从宗藩体制自身的演变中寻找其轨迹.清韩宗藩关系虽然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受"尊周大义论"、"北伐论"的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始终在现实需要与理念追求中纠葛.从制度层面来说,朝贡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连下马宴、上马宴这样的礼仪活动已经变得很不严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交往日益扩大,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     

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

传统观点认为,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执行了一条凌乱不堪、顾此失彼的对朝政策,跨越了宗藩体制的樊篱,过多地干预了朝鲜的内部事务,带有了"条约体制"或"殖民体制"的成分。事实上,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清晰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提出的"不沾不脱"原则。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在新形势下对中朝交往准则的诠释,是向世界宣布中朝宗藩关系的宣言书,是李鸿章外交智慧、外交手段的体现,是对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的崭新诠释,是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它突破了传统朝贡体制的樊篱,成为东亚地区特定时空之下的国际准则。只有如此理解,才能顺理成章地解读1882—1895年间,李鸿章、清政府在朝鲜所有举措的历史合理性。     

顺治时期中朝之向的封与贡

册封与朝贡是清季中朝宗藩体制的重要特征.依据宗藩体制,朝鲜国王、世子、王妃均须得到清帝册封;同时,朝鲜国王须定期或不定期地派使节到北京朝贡.封与贡既是宗藩体制的礼仪,也是维护宗藩体制的措施.     

"球案"及其对中朝宗藩体制的冲击

1875年,日本政府强行宣布琉球改制,禁止琉球对清朝贡,“球案”由此引发。清政府以“球案”为鉴,加强了对朝鲜控制,企图加强中朝宗藩体制。但由于清政府在“球案”中懦弱的表现,以及朝鲜部分统治者对清加强控制的反感,朝鲜越来越倾向于日本。1895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战败。中朝宗藩体制荡然无存。     

中韩双边服务贸易结构研究

中韩两国作为友好近邻,自建交以来,两国的商品贸易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中韩两国的服务贸易规模日趋扩大。笔者利用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2000—2008年中韩服务贸易发展数据,对中韩双边服务贸易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中韩服务贸易商品结构表现为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进出口占主导,其他商业服务比重较大;中韩服务贸易分行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且主要表现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甲午战争中的丰岛海战

经过明治维新 ,有了强大海军的日本 ,为了切断中国与朝鲜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 ,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 ,挑起丰岛海战 ,使甲午战争爆发。在丰岛海战中 ,处于劣势的中国舰队 ,进行了英勇抵抗 ,打击了骄横的日本舰队。因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中国的旗舰济远号管带方伯谦 ,在作战失利后 ,又放弃了护航任务 ,一味退走 ,致使中方在海战中损失惨重 ,80 0多名船载陆军官兵葬身海底。北洋舰队的爱国官兵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情绪。李鸿章却畏敌 ,放弃了制海权 ,导致中国在整个甲午战争中的失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条约观演变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不仅被迫与英法美俄签订城下之盟,还要面对德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来华请订商约,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进一步扩大。在议立和修订条约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深化条约认识、调整对外政策,条约观呈现从排斥“要盟”到严格信守、“羁縻驭夷”到条约体制、“惠及远人”到力挽利权的转变态势,商约观念亦随之萌生,由是表现出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间的矛盾与交融,以及中国外交体制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艰难转型。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

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之探析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894-1895年),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标榜不干涉亚洲事务,保持中立,赢得清政府的的信任,却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去满足日本侵华的野心。从美国对朝鲜宗主权的立场、争取“单独调停权”和美国对日本间谍案的蓄意纵容等3个方面分析探讨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表明在此期间美国的中立政策明显地偏向日本一方。     

论晚清地方外交礼仪及地方官的态度

晚清中外约章对地方外交礼仪的规定包括三部分：与外国官员往来礼、与传教士往来礼及与其他外国人往来礼,其中与官员往来礼仪规定最详,涉及公文格式、称谓等方面。这些规定从礼仪方面体现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局势的深刻变化。地方官十分重视礼仪的作用,将其作为处理地方交涉的重要辅助手段,如借助外交礼仪抵制列强索取约定之外的外交特权,借助外交礼仪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等,都是他们重视和运用礼仪的表现。地方官对外交礼仪的重视和运用体现了他们对新的外交关系模式的应对和适应。     

论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兼评朝鲜战争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迫同美国进行的一场正义的自卫战争,其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国家统一以及世界战略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利用朝鲜战争制造了台湾问题,使新中国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宝贵时机,使得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极为敏感的核心问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对台方针和政策。     

一战后德国与中国重建外交关系政策研究

一战后,受自身地位限制,且担心战胜国尤其是日本的阻扰,德国在寻求与中国重建外交关系过程中态度谨慎。但是,与中国恢复关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德国最终在平等、友好、互惠的基础上,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德关系的广泛发展创造了条件。     

条约制度与沿海边缘社会————鸦片战争后的和约谈判及条约文本再解读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等系列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已是定论,但这一系列条约的内容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尚未被充分了解。这些条约的背景是明清时期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的紧张关系和由此造成的沿海边缘社会发育不良、身份含糊,以及开放广州对外贸易的同时严格限制中外接触。所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解决中外之间社会经济在通商口岸“自由”交流问题,由此形成中外之间的纽带———沿海边缘社会。中外条约谈判过程中围绕“誊黄公布释放汉奸”和天主教传教自由展开激烈的争执,与我们今天的关注点有很大差异。了解这一史实有助于全面认识鸦片战争前后中外之间和中国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战后历史变动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