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吐蕃王朝边境后拓辖区的军政区划

吐蕃王朝建立后,继续拓展管辖地区.对这些处于边境的后拓地区,吐蕃王朝是如何进行军政区划设置的?本文主要依据敦煌西域吐蕃藏文文献和同期汉文文献,对吐蕃后拓的管辖地区进行了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吐蕃王朝两大羁縻藩国以及东道、南道和北道节度使韵建置.     

吐蕃向西域的开拓

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后,积极地向东和向北开拓自己的疆域,在北方主要是与唐王朝对西域的博弈。安史之乱后,吐蕃在西域的角逐中完全占据了上风,并且切断了唐朝与西域的交通线。公元791年后,西域东南部完全被吐蕃统治,长达近百年之久。为了在西域的争夺中占据主动权和统治这一地区,吐蕃在西域开辟了很多条便捷的交通线,本文就其中几条重要交通线进行论述。     

试论赞普王权和吐蕃官制

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吐蕃王朝。从松赞干布到吐蕃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之间的二百一十五年间,吐蕃称雄于中国的西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其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都有长足的进步,在藏族历史上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吐蕃王朝遗留了大量的文献、碑刻、简牍等,成为我们研究吐蕃历史的最直接的最可信的历史资料。后期的藏文史籍都把吐蕃时期的历史作为重点加以描述,汉文史籍中对吐蕃王朝的历史也有详细的记载。     

试论吐蕃王室中赞蒙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分析和研究赞蒙在吐蕃王朝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对于我们了解整个吐蕃王朝的历史,尤其是王朝内部各派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斗争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奴隶制的吐蕃王朝时期。赞普是一邦之主,至高无上,统一掌管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权力。而赞蒙从形式上看她只不过是赞普的大小妃子而已,查阅《贤者喜宴》中载录的吐蕃官职品级,他们没有任何官阶和职权;但从王朝历史发展过程中看,赞蒙在王朝里很多时候却     

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农牧业管理

吐蕃对西域农牧业发展比较重视,设置了专职农牧业管理官员,在一些地区实行分配土地、鼓励垦荒、划分牧场、治疗牲畜疾病和饲养产仔牲畜等措施,还设置税收官员,设立土地税、户口税、劳役税和年税等税种,征收粮食、牲畜等实物。吐蕃对西域的农牧业管理在沿用唐政府经济政策的同时,结合自身的管理体制对之进行改造糅合,在牧场划分和税收方面,吐蕃首先切实维护本族利益,这些均对该时期西域农牧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所见苏毗与吐蕃关系史事

本文结合敦煌、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与相关的汉文文献,深入地探讨了有关唐代吐蕃与苏毗关系中的若干史事,内容涉及吐蕃对苏毗的征服与军政建制、苏毗王子悉诺逻奔唐事件、中晚唐敦煌和西域的苏毗人等,进一步揭示了隋唐时期苏毗在西北的分布、活动及其融合于吐蕃的轨迹。     

“归德军节度印”考

上世纪1985年底,大庆市文物管理站在大庆市大同区常家围子村征集到古代铜质官印一方。印面为汉字、阳文“归德军节度印”。节度使为地方职官,五代、宋、辽、金各朝代均有设置,而归德军节度使之官惟唐代没有提及,五代、宋、辽、金各朝代对归德军节度使均有著述,通过印文质地的比较研究,首先排除该印是五代时期的可能性。宋代和金代的官印,大多数是阳文九叠篆,再从尺寸、涂金、边框宽、富于变化、大多数有边款等多处与“归德军节度印”不符,这样我们就又排除了是宋、金某个朝代的官印。所以该官印应该是辽代的“归德军节度印”,其节度使的管辖范围,应该在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西南前卫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辽代的辽东边疆经略——以鸭绿江女真为中心的动态考察

鸭绿江女真居住在鸭绿江下游及附近地区.在辽与高丽的共同打击下,鸭绿江女真聚居区被分割为两部分.辽在辽东边疆地区构筑相应的边镇体系,并没有将鸭绿江女真有效的控制住.鸭绿江女真形成五部势力反抗辽朝,耶律仁先在东京留守任上经营对女真的防御体系.与辽敌对的五国女真最后演变为五节度女真,正式纳入辽的边镇体系之内.     

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西汉王朝在匈奴浑邪王故地置郡设县、筑塞立燧的行政和军事建设,使丝绸之路东段的河西地区成为畅通的交通走廊,经略“楼兰道”、设“都护”保证了丝绸之路中段西域道南北二道畅通,东汉通西域的“伊吾路”打通后,“楼兰道”仍继续使用.通达的丝路将西域与汉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汉代西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交融.     

后唐定难军节度押衙白全周墓志考释

《白全周墓志铭》于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横山县魏墙村。墓主白全周称贯南阳,与志文中所言先祖白居易之郡望不符,当为伪托冒袭。墓主先后在定难军担任正兵马使和节度押衙,主持回图重务。揭示了唐末五代时期的定难军夏州政权以回图贸易作为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墓主之仕宦,由正兵马使迁转至于节度押衙,说明在唐五代时期的定难军政权中,节度押衙之职级略高于正兵马使。同时,墓主还以押衙身份兼知他职,乃至管理藩镇经济事务,说明定难军节度押衙一职出现了阶官化趋向。     

两汉时期西域屯垦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屯垦戍边的源流、屯垦戍边的目的、屯垦戍边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对两汉时期西域屯垦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揭示。     

中土传说对西域世界的重新构建——以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为中心

对西域珍异物产的渲染与神化是中土对西域世界重新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枣子从西汉时期即已成为仙人食物,随着秦汉以后对超世仙境的探求重点从东方濒海地区转向塞外西域,仙道食物中的枣子也经历了从中土枣到西域枣的演变。在西域植物大量引入中土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土士人在西域枣优良品性、命名及生长特点的基础上经过夸饰、附会,使得西域枣获得了仙境果品的奇异特性,西域地区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在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对屯戍士卒的 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察。     

西域佛教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

新疆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十分丰富。整体而言,西域石窟寺音乐造型有两大体系: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体系和以高昌为中心的中国中原体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体系又有交叉和互相影响。本文结合西域历史和佛教发展史对西域石窟寺中音乐造型的来源、属性、功能和乐器形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探讨。     

大唐西域：作为想象共同体的他者转变

西域作为中原文化整体想象的结果,在东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曾经长期承担的作为东方文化的互补和参照的功能。在大唐帝国时期,中原文化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域实际上已逐步融入了中原文化,西域以西替代了曾经的西域的角色,也就是说西域实现了由他者向自我的角色转变。通过理解作为与东方文化相对的西域文化,对于理解今天的新疆地区的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郑吉“数出西域”考论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排比分析,推论认为：《汉书·郑吉传》所载郑吉“数出西域”,很可能是指他曾参加过太初元年（前101年）击大宛、元凤四年（前77年）刺杀楼兰王、本始二年（前72年）护乌孙击匈奴等事件。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

明代的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用军事力量占领了滇、川、藏的一些藏区。明王朝的治藏政治制度和方法，是影响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所占领的藏区治理方略的重要因素，纳西族与藏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与明王朝对藏族上层和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政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木氏土司根据藏区的政治特点，不断加强同藏区政教上层人士的交往。建立与藏传佛教上层的密切关系，借助藏族佛教上层人物的力量治理所占领的藏区。而纳藏两族上层和民众在长期的交往中，极大地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

《汉书》记载西汉中垒校尉拥有“外掌西域”职权,后世学者对此却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西域”当为“西城”或“四城(门)”之误。但详查史书,未能见到证明中垒校尉掌“西城”或“四城(门)”的确凿史料。随着近些年西汉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班固关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记载得到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