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困境与出路

世纪之交的中国新诗面临着遭遇社会大众集体性疏离、冷漠的外部困境,同时新诗在创作、阅读与批评等方面也面临着内部困境。步入新世纪的中国新诗只有建构并维护多元共存的诗歌格局、建立相对的诗歌标准与尺度、重视塑造良好的诗人形象,以及高度重视当代诗歌的启蒙、教育与普及工作,才有可能获得自身的整体性进步与良好的发展前景。     

中国当代“口语诗”的音乐性问题探视

不论从艺术起源,还是从诗歌的内在特质及读者接受等方面看,音乐特性始终是诗歌构成的重要元素之一。然而,在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口语诗中,音乐属性已经被破坏得体无完肤。口语诗中音乐性的"失却"使得当代诗歌创作已陷入空前的艺术困境。重新认识和探讨口语诗的音乐性问题,可以从诗歌的语言选择、音乐意境及诗歌的节奏、韵律等方面入手,以复原和提高诗歌本身的审美属性。     

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困境

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困境董洪川一诗不可译，译就是毁灭。这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我们却又面临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诗歌翻译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因而现在的问题恐怕就不是去讨论可不可译，而是讨论如何译。关于如何译诗的文章也已刊发了不少，大致都属于下面几种情...     

作为记忆和遗忘的诗写——以罗鹿鸣诗歌为阐释中介

无论是人类意义的确认还是生存价值的指证,诗歌都在其中,如影随形。在商业因子无处不在的当下,热爱诗歌并执迷于创作的人往往面临着某种冒险。这种冒险对于每一个诗写个体来说,与其说是创作困境,不如说是生存警醒。在罗鹿呜的诗歌文本中,记忆和伴之而来的遗忘既是对冒险的诚实回答,更是对生存价值的体认和建构。在不断超越的诗写策略中,罗鹿鸣凭借独特的经历和对诗歌的感悟,完成了对过往生活的意义重述,也强化了对当下诗歌的美学关怀。虽然,在其借助记忆还乡的过程中,诗写策略也面临着传统文明衰落后所带来的新挑战,但这种挑战,应该视为优秀诗人承载生命价值的心灵之旅。     

巴蜀诗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开拓与贡献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作家的开拓创新.活跃在中国当代诗坛上的巴蜀诗人,是一支有着强烈开拓创新意识的文学劲旅.在当代诗歌发展的各个时段,他们多发挥了首开先河、奠基开派与砥柱中流的重大作用.在民族诗型、多样风格、诗歌理论的建设上,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与非凡的创造.追溯巴蜀诗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开拓性贡献,对冲破当下诗歌困境、推动中国文学走向繁荣有重要现实意义.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晋宋之际山水之兴与赠答诗的诗体解放

诗歌中题材与诗体是一种辨证互动的关系,新题材的出现对诗体的发展变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晋宋之际山水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山水描写艺术的发展,使赠答诗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诗体解放过程,突破了西晋以来四言体赠答诗的发展困境,同时确立抒情体物的新的诗体内涵,形成了新的赠答诗艺术传统。     

论彭燕郊晚年诗歌中的视听生存体验

晚年的彭燕郊甫一开始就在诗歌中表达了"说"与"不说"的困境和难题。基此,"注(凝)视"、"倾听"及其"艺术欣赏"等视听生存体验不仅是这种困境和难题的集中性表现而且是它们的突围方式。从中凸显了彭燕郊晚年在浪漫抒情与现代性、散文化与意象化、审"真"与审"美"等诗学道路上的纠结,并折射出中国新诗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困惑。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诗”的边缘化与“歌”的流行化

中国是诗的国度,素以＂诗歌王国＂著称于世。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在经历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的狂热之后,诗歌的社会影响就在逐渐缩小,诗歌被无情的边缘化了,代之而起的是流行音乐。究其原因,既有诗歌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文化转型的影响。     

论诗、乐同源及分流与中国诗歌之基本特色

中国一直被公认是诗的国度,在几千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诗歌也一直是主流。中国的诗歌为何如此发达?中国的诗歌为何以抒情短篇为主?中国诗歌为何特别讲究比兴寄托的手法和含蓄蕴藉的表情方式?中国的文人诗又为何从一开始就被套上伦理政治的枷锁?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少学者从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特点、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探索,发表了不少独到见解,这是很好的。但是,仅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纵横结构中找出文     

从先秦历史散文中探《诗》之故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历史散文中称为《诗》。一直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被尊为垂教万事的宝典,正式被官方确认为“经”。《诗经》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高峰,历来研究者甚众,但由于《诗》距今已有2000余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

英美意象派是二十世纪西方兴起的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支派。意象派的创始人和前期主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曾经翻译过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和王维的诗。他的翻译诗集《中国》(Cathy)于1915年问世,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称为是庞德对于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庞德不懂汉语。他之所以能够翻译中国古诗,得助于他本人的诗歌风格。1913年,已故东方学家欧纳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 osa,1853—1908)的寡妻在《诗歌》(Poetry)杂志上看到庞德的诗,觉得他的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乔亿的悼亡诗与哀伤诗研究

中国古代祭奠、悼亡死者的诗歌类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悼亡诗,一类是哀伤诗。清代诗人乔亿集中共有此类诗歌58首,数量较大,成就较为突出。本文拟从其该类诗歌的数量、内容、特点及原因探析来研究,以期更好地走近和了解乔亿其人其诗,并给予其悼亡诗、哀伤诗一个合理的定位。     

艰难的“学院派”——重审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

20世纪40年代是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形成、发展和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联大现代主义诗群不断被放逐、边缘化的时期。从教育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西南联大教育制度既对联大现代主义诗群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让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走上了不同于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艰辛之路。     

民间诗歌:当代汉诗走出困境的一种可能

“朦胧”诗之后,诗歌基本上沿两个向度发展：一个可以看作是在对“朦胧”持深化的基础上向史诗性方向迈步;一个可以看作是在对“朦胧”诗反拨的基础上向及史诗性方向挺进。同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诗歌还有可能陷入“经济技帅”的漩涡。从这几方面考察,均显示出当前诗歌处于困境。然而,作为“潜流”的“民间诗歌”似乎透露出了当代汉诗走出困境的某种可能。因为写作者是在用双手养活自己的身体,用思想创造自己的精神。本文力图提出一种现象,以期引起诗界关注。     

幽幽美国诗,浓浓中国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寡妇春怨》赏析

由于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润渍,威廉斯的许多诗歌都呈现出某种中国味道。而其经典名作《寡妇春怨》一诗＂中国情＂更是扮演了吃重的角色。无论是诗歌的主题思想,还是意境及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别于传统的西方诗歌,该诗更像一首脱胎于中国古典诗歌的＂闺怨诗＂,蕴含着无穷的东方古典诗歌之美。     

古典诗歌高峰之后的宋诗质变

古典诗歌高峰之后的宋诗质变吴河清中国的古典诗歌发展到宋代，诗人所面临的主要课题，就是处在唐诗的高峰之后，如何去谋求自身的发展并且形成自己的特色。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闻一多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