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共同体”与“儒林”传统

一、“儒林”的学术特点 我们可以讲,中国历史上是有“学术共同体”的．例如汉代的经学圈子,宋代的程朱张陆,清代的朴学家门派,都算得上某种意义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带有影响意识形态的意味的。当然,古人是不会称之为“学术共同体”的,一般会称他们为“儒林”。《明史·儒林传》的序称：     

李道平疏文中的易学思想

自清代乾嘉以来,沉寂已久的汉代象数学得以再次勃兴。在此易学学术语境下,李道平明确提出＂言象数而义理在其中＂的易学观,推尊汉代象数的治《易》之法。为追本溯源,李道平作《易筮遗占》一卷,对《左传》《国语》中的十六则筮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亦对＂之八＂、＂皆八＂等三则疑难筮例明抒其见。因汉儒《易》注有赖李鼎祚《周易集解》而留存,李氏又作《纂疏》以疏通、彰明之。其疏文除诠解汉易旧说、考辨字义文意外,又参以己意。其中二百余条＂愚案＂疏文,充分反映了李道平本人的易学识见。约言之,其＂愚案＂内容不外发挥汉易、引证字义、阐发义理和兼采宋学四端。总体而言,李氏《纂疏》虽偶有失当处,但毕竟瑕不掩瑜。迄今为止,此书仍为学者入门汉易乃至研习易学之锁钥。     

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论略

（一）广义地讨论文化，其内涵与外延都难加以严格的界定，其概念的模糊性更使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有了无所不包的特性。然而若认真研究起来，文化却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令论者扑朔迷离。在古代汉语中，文化一词泛指文治与教化，常与“武力”对举。汉代刘向《说苑》卷15《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这一番话无非是讲先礼后兵，“文化”即“以文化之”。显然，古汉语中的“文化”一词的内涵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化”内涵，不…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论辛弃疾词中大鹏形象的意蕴

辛弃疾是我国历史上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词中充满了深切的爱国之情。他对于以往典籍中意象的大量化用,也构成了其词作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在诸多意象中,辛弃疾对于《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意蕴显得尤为喜好。本文试图以辛弃疾词篇创作的时间先后顺序为线索,探讨其对于庄子笔下＂大鹏＂意蕴的继承与阐发。     

“两唐书”文苑与儒林的历史书写及其关系

新旧"唐书"采取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来构建唐代的儒林和文苑,《旧唐书》偏重于强调经生和词臣在儒林、文苑中的重要性,没有严格的去区分文苑和儒林的界限。《新唐书》对唐代儒林、文苑的书写则更强调治礼儒士和诗赋之士,对于儒林、文苑的分界更加清晰有条理。这是由于到了宋代,道学的萌芽及宋初古文家对唐代古文的传承使其偏重于以本朝之风视前代,于是造成文儒分流的书写模式。对比两种书写模式,一方面可以看出宋代对唐代历史的重构倾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同语境中,书写者对历史的想象往往会导致事实的失真。     

汉赋色彩审美的平民化特质

颜色词具有丰富的内涵,绝不阈限于色彩的属性.由于文化、风俗、传统的不同,汉代人对色彩的使用也体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本文以《全汉赋》颜色词为基础,探寻颜色词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挖掘汉赋所蕴含的丰富的色彩文化,以期勾勒出汉代人独特的审美文化意识,并从中判断汉代人审美取向的平民化特质.     

说《诗经》中的“言”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部分把“言”全都解释为“句首语气词”或“动词词头”。查余冠英《诗经选》,新近出版的《辞海》,杨树达的《词诠》,北大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也都是解释为助词的。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诗经》中的“言”,不全是助词,在句中的“言”有不少应解释为代词“我”,而在句首的“言”则全都应理解为代词“我”。理由如下:(一)《小雅·彤弓》:“彤弓召兮,受言藏之。”《诗经注疏》     

从“《春秋》义法”到“义法批评”:中国散文批评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涵

“义法”一词源自墨子,具有形而上的方法论意义.“《春秋》义法”指孔子笔削《春秋》时所制定的义例与行文之法,尹洙、欧阳修率先师法而作古文,方苞则将其发扬光大,不仅实现了由“《春秋》义法”到“古文义法”的理论转换,将“《春秋》义法”移植于古文批评,赋予其“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批评”以广阔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古文义法”与“《春秋》义法”休戚融通.     

“万”字辩证

阅《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沈长云同志的《汉代是奴隶制社会吗?》一文,颇有收获。只是有—处(64页倒数16行)说《汉书·食货志》中所纪“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一段中的“万”是衍文。鄙人甚不同意此一判断。愿不揣浅陋,稍加辩证。 谨按《汉书·食货志》中言巨额钱数之处凡六,胪列如下:     

湘妃事迹可能出自上古《佚书》——《列女传·有虞二妃传》的文献源流

论文以《列女传·有虞二妃》中＂焚廪＂、＂掩井＂、＂鸟工＂、＂龙工＂为核心词,搜讨南朝、唐、宋时期各种相关文本十一种,并与《孟子》、《史记》加以比勘,分析其文献来源。认为十一种文本均源自刘向《列女传》,进而推测《孟子》、《史记》、《列女传》三种文献的相关记载当有同一来源,三书取舍不同,各自独立引用,其间不存在＂层累＂关系,亦不存在造伪问题。     

《易》之“生生”观念及其价值意蕴

＂生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它最早在《周易》中被系统地阐述。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言＂天道生生＂,其实是立＂人道＂,要求人间的＂盛德＂、治世的＂大业＂应该坚持＂恒久＂、持续的精神。这一观念对当今世界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宝贵的智慧资源。     

鲁迅书信中的祝颂词语释义

道安:(见鲁迅书信集上卷266页《致许寿裳》) “道安”者,非一般之问候语。在鲁迅的上千封书信中仅见用于致许寿裳和蔡元培、黎烈文等少数几个人。“道”为“道士”的简称,“道士”旧时泛称有道之士。春秋繁露中有“古之道士有言,将欲无陵,固守一德”的话。又“道山”犹言“儒林”“文苑”旧指文人聚集的地方。语出《后汉书·窦书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来山。再见“道心”发于义理之心,对人心而言。《章     

从《释名·释饮食》看汉代饮食文化

《释名·释饮食》比较科学地对汉代饮食类词语进行分类和训释。本文试图对其中饮食类词语的训释特点和命名原由进行探讨,并根据具体情况考证其名物的指称,从而揭示汉代饮食文化特征和内涵。     

汉代都市赋与地域风俗

从风俗文化的角度出发,可以进一步挖掘汉代都市赋的文化内涵。从《两都赋》、《二京赋》等对汉代长安和洛阳风俗,《南都赋》对汉代南阳风俗,《蜀都赋》对汉代成都风俗的反映以及汉代都市赋中的地方神话传说成分来看,汉代都市赋具有深厚的地域风俗文化意蕴。     

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论《文心雕龙·原道》篇的主体精神

无论从语源还是语境上说,把《文心雕龙·原道》篇起首二句中的＂与天地并生者＂理解为＂人＂都较＂文＂更加合理。由此可以看出,刘勰通过赞颂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价值,来确定人所创造的＂文＂的意义和功能,认为＂文＂即语言美,是＂言＂与＂心＂在＂道＂的基础上的统一。这种对主体精神的弘扬是统贯《文心雕龙》的核心观念,它源自传统并超越传统,依附时代也领先时代,可谓找到了语言美的正确根源。     

再谈李清照“词别一家”的理论与实践

李清照《词论》中＂词别一家＂的理念,讲究＂主情致＂的理论与实践巩固和发展了婉约词,同时要求＂协声律＂的理论和实践,明确了词这种文体发展中的独特性。     

也谈动量词“过”的产生及发展——兼与金颖先生商榷

文章详细考察了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动量词产生和发展的历时过程,认为动量词作为一个词类系统,其产生并不是＂齐步走式＂的同时出现,动量词系统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典型与非典型的差别。真正意义上的动量词在汉代就已经产生,包括动量词＂过＂。动量词的产生有其具体的语言环境和动因,即表义的模糊性和汉语语法系统的发展。     

论“母以子贵”观念在汉晋时期的合礼化

＂母以子贵＂观念产生于汉初,但它并不符合周代宗法制度。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中＂母以子贵＂观念的影响,汉代经师在写定《公羊传》时,使得＂母以子贵＂四字窜入传文中,导致对经文的过度阐释。随着《公羊传》在汉代的地位急剧上升,这种经典阐释又强化了＂母以子贵＂观念的合礼性。后来虽有礼家以及历代帝王的矫正,但是由于既有经典的支持,也因其符合孝子之情的伸展,两晋庶出皇帝在加极尊称号于其生母时往往将＂母以子贵＂的经文当成经典的依据。     

“万里黄河万卷书”系列之十 《雁丘辞》沧桑元好问

一、《雁丘词》展开的话题 ＂走马黄河＂一路,不断看到金元两代交替时期一代宗师元好问的诗词。在山西代州南楼,看到元好问《辛丑代州南楼》;在山西浑源县龙山,看到元好问的《游龙山》;在山西平陆虞板道上,看到元好问的《虞板行》;在黄河三门峡,又看到他的《水调歌头·赋三门津》：＂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