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论《庄子》之“奇”对司马迁“爱奇”的沾溉

以比较的方法,探究《庄子》之"奇"对司马迁之"爱奇"的影响和沾溉。《庄子》以"奇"寓意是司马迁用"爱奇"以表达"一家之言"的先声;《庄子》的奇人、奇事为司马迁"爱奇"以记"奇人"、"奇事"提供了借鉴;《庄子》之"奇"的浪漫特色是司马迁"爱奇"所表现出浪漫性的启导。     

《淮南子》论“李斯”二题

《淮南子》对秦相李斯的政治实践深为批评,认为其促成秦王朝的历史性覆灭,罪责难逃。在《淮南子》中,虽然仅在《人间》与《修务》中两次提及"李斯",但却以儒家为主,兼融黄老、墨家,体现出多元化的思想意蕴。《淮南子》着重从儒家"德治"与"尚贤"思想出发,对李斯进行政治反思和批评,揭示其内在的历史局限。黄老与墨家,对《淮南子》的李斯之论也有所影响,但逊色于儒家。《淮南子》论及"李斯"时,提出"阴德"、"治乱"之说,这在秦汉时期的"李斯"论中新颖独到、别具深意。     

《红楼梦》第五回中“太虚幻境”的起源发微

从宏观角度看,《红楼梦》第五回的创作既是神话文本的自然延续,也是寓言文本的开始。其创作既受到《老子》感官式形上宇宙观的影响,又受到《列子.周穆王传》的启发。从第五回合具体文本来看,还受到《维摩诘经变文》中＂魔女变文＂的影响。     

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文选》咏史诗类-颜延之《五君咏》

萧统《昭明文选》一书中收录之诗赋文章,篇目极为丰富,如诗类下共分二十四类,其中收录颜延之诗作共计七类二十首(咏史诗六首,《五君咏》计为五首),可见萧统对延之作品之肯定与重视。颜延之,字延年,生于东晋孝武太元九年(西元384年),卒于刘宋武帝孝建三年(西元456年),据《宋书》延之本传载,延之文采奇美,与陈郡谢灵运齐名,然而历来对延之诗文之评价,多言沉晦难懂或错彩镂金,唯《五君咏》高步元嘉,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五君咏》分别歌咏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虽为“咏史”,实兼具“史传”、“史论”、和“咏怀”,本论文拟针对《五君咏》叙述延之创作之动机,并逐一分析其内容,总述其评价与影响,进而突显延之诗歌之文学地位。     

关于司马迁忍辱求生的原因——“仆又佴之蚕室”的注释问题

<正> “仆又佴之蚕室”语见司马迁的《报压安书》: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饵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乎!悲乎!上引文字,系据萧统编的《文选》。其中“仆又佴之蚕室”一句,《汉书·司马迁传》作“仆又茸以蚕室”。此句文字略有出入,注家解释颇殊。《文选》李善注引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五臣注因袭并补充李善注云:“佴,次也。蚕室,汉行割刑(引者按:谓腌割之刑,即腐刑,亦曰宫刑)之室,使其避风养创者。言     

读书札记(二则)

沙丘事件本来就是疑案。赵高就私下对胡亥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史记·李斯传》)赵高、胡亥与李斯三人阴谋立胡亥为太子,矫诏杀扶苏,这确是该疑的。《史记·始皇本纪》记载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又《李斯传》和《蒙恬传》载,始皇病重时,赵高和胡亥、李斯三人的活动很神秘鬼祟,由此我就怀疑除了纂立胡亥矫杀扶苏外,一定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问题。此案存于我心中数十年,遍读各书,也未见有人提出怀疑的。然而,我以为这是古史上的一件疑案。 我认为秦始皇死因不明。使我引起怀疑的有下列几点原因:     

康有为“六经五记”与近代经学转型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研究,从破坏的方面说,打破了十三经系统,使人从尊经转向疑经,带来了经学的革命。从建设的方面言,辨伪经传不是目的,康氏在辨伪的同时,又以正名的方式,论证了“孔子作六经”的命题。六经之中,《易》和《春秋》是孔学正宗,而《礼运》《中庸》《孟子》《论语》及《公羊传》等寄寓着孔子的微言大义。康有为主张用五部传记来配六经,藉此重建新的经书系统,此即“六经五记”。通过对经典的注解,康有为建构了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即天元性命之学。由此阐发的仁学思想,则为其政治制度和大同世界的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体现出政治学与心性学的统一。康有为的“六经五记”以今文经学为主,兼采宋明性理之学,这一调和汉宋的思想体系,为当代的“回归经学”思潮开拓了一种新境界。     

“五灯”系列禅籍禅师收录异文类型

《五灯会元》被认为是集“五灯”之大成之作,经比照发现,其在删减篇幅的同时,造成了许多内容的遗漏.其中失收内容包含:某禅师全部内容、某禅师部分内容,广语、拈古、颂古、赞颂、偈诗等.将“五灯”系列禅录汇校,其大量的异文补充可使禅录文献资料更加完整、全面.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羌胡传》与前“四传”关系再论

《羌胡传》是＂五传＂中前＂四传＂（《苦喜传》、《全家福》、《殇妖传》、《辟传》）的续篇,但其故事结构、人物性格、写作方法等却和前＂四传＂不同。本论文审视《羌胡传》与前＂四传＂的关系,论证《羌胡传》的独特性及其成因。     

“《春秋》五例”与比兴

"《春秋》五例"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可作为史家之悬鹄,又能当成文学之示范。其中,"比"与"微而显"、"志而晦";"兴"与"微而显"、"婉而成章"异曲同工。而"比兴"的阐发功能——比德兴托则更与"惩恶而劝善"交相辉映,其政治与艺术的联姻,作为中国诗歌的意义建构方式,既是诗义转隐晦的根本原因,又是诗歌简约含蓄的重要源泉。诗如此,词亦不例外。     

齐《诗》“五际”说新探

在西汉今文三家《诗》中,齐《诗》最能反映汉代诗学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思想对诗学的影响,其代表性思想就是齐《诗》的“五际”说。“五际”说与律历、性情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内容应该指仁、义、礼、智、信“五性”,这与《诗纬》中的“四始五际”说是不同的。二者虽然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但侧重不同:齐《诗》“五际”说的根据主要是阴阳说,《诗纬》“五际”说的基础则主要是五行说。     

《春秋五论》作者考

现传《春秋五论》是程朱理学家关于《春秋》学的重要著作,在《春秋》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对其作者有三种说法:一为蔡沆,一为吕大圭,一为熊禾。从文献著录与内容上考察,应为吕大圭的著作。     

《史记》“孔老对话”的多重意蕴

《史记·老子传》中，孔、老对话内容的来源和真实涵义一直未受置疑，但考诸史实，实为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之笔。在《老子传》和《孔子世家》中，司马迁结合自己深切的人生经验，借老子之口，隐秘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现实人生的反思和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一个个人化的批评：这就是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摆脱某种既成价值观的束缚，在一个充满暴力、危险和陷阱的世界上，如何享有一个安全和幸福的生活。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