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以浙江省舟山市为例

完善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具有保持国家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现行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上存在着国家政治体制内渠道不畅通、效率滞后,体制外表达无序和负面效应等问题。应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规定的各级人大为主体,以渔农村新型社区为平台,通过建立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把信访纳入人大职能、实行基层信访代理制等等措施,使渔农民的利益表达通过体制内渠道顺畅地进入国家法律和政府的公共政策。     

信访的政治:民众表达与国家治理

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平衡机制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转,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作为一种民众诉求表达方式的信访,在实际运作中充当着国家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桥梁,从而构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互动的场域,民众的表达与国家的治理便转化为一种宏大的政治并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揭示这种内涵对于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规范化改革

信访制度是中国公民实现利益表达、民主监督与权利救济的一项特色政治制度设计.但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被视为社会减震器的信访制度持续承受着内部功能性危机.面对信访制度困境所造成的民众对中央及地方政权的认同资源流失等众多恶劣影响,学术界的＂强化论＂、＂弱化论＂与＂废除论＂为信访制度改革提出了有益思路,但是仅从宏观角度探讨信访制度存废是片面的,关键是在明确信访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上,进行信访制度的规范化改革,偏重＂信访监督＂建设,以防止＂责任压力＂下的权力异化.     

“诉苦型上访”：农民环境信访的一种分析框架

基于对农民环境信访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以往关于农民上访若干分析框架的分析,结合安徽三村农民环境信访个案资料,提出了“诉苦型上访”这一农民环境信访分析框架.认为农民在环境信访中的诉苦是他们寻求现代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行动者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实用性和两面性,“诉苦型”环境信访是一种农民上访的非抗争政治类型.     

略论和谐社会政治共识建设

加强政治共识建设,能对利益差异进行有力解释,对阶层差异进行弥补,建立在政治共识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能促进社会和谐。目前政治共识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可以通过发展商谈民主、推动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实现政治制度与政治共识的融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来建设政治共识,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论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

民族主义的政治含义是以集体动员、价值引导、维护利益、社会实践的方式来影响民族政治生活;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两个方面;民族主义对政治的积极作用是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统治合法、促进政治制度变革、抵制国家霸权主义,消极作用是激化民族矛盾、危害国家整体利益、破坏政治稳定、制约国际社会正常发展.     

政治信任视角下的中国信访制度

政治信任由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两部分构成。政治认同与政府信任相互影响,民众在政治认同中确立了对政权运作合法性的认识,进而产生以信任政府为表现的政治信任;同样,当政府行为中出现民众不信任现象时,民众会将这种政治不信任延伸至对政治的不认同。体现在我国信访制度实践中,就是信访既受民众偏好,又暗含危机与困惑。解决之道,还是改变民众在纠纷的裁决中对信访机构的过分偏好,稳定民众对于整个政治系统的信任。     

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这就是说,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政治系统要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否则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分层次地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进行深入考察,并从构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政绩、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路径.     

浅析东南亚国家“威权政治”中的民主化因素——以新加坡“威权政治”为例

威权政治是一种由不具备竞争性和多数选民参加的选举制度构成的统治形式。威权政治与极权政治是两种不同的统治形式。东南亚国家的威权政治制度可以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和"亚洲价值观"中找到理据。威权政治作为一种成功的政治制度和管理范例,为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面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必将对威权政治的前景带来挑战。威权政治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最终必然走向民主政治。     

“表演型上访”:作为弱者的上访人的“武器”

构建"表演型上访"的解释框架,旨在解释作为"弱者"的上访人采用何种武器进行利益表达的问题。上访人之所以采取"表演"的方式来作为上访的武器,与上访目标的确定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有关,而深层次的根源还在于国家宏观的政治结构与上访治理方式的非制度化特性。上访过程的表演性凸显,给信访的制度化吸纳增添了障碍。因此,推动实施宏观政治结构的变迁与制度化的信访治理方式刻不容缓。     

论表达自由与政治转型的基本逻辑关系

政治转型与表达自由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表达自由为政治转型准备了条件、提供了动力。表达自由是培育公民文化和民主素质的土壤，它有利于避免转型成本的破坏性浪费，并促成民主制度的萌芽、发展和形成。政治转型为表达自由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制度保障，使民众所享有的有限表达自由发展到有制度保障的充分表达自由。     

信访作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存在的问题及消解路径

信访是农民重要的利益表达渠道之一,因信访的间接性、信访现实运行中的政绩观错位、信访协调性的缺失及信访执行权力的缺位使信访在表达农民利益过程中出现一定问题。为了维护农村的稳定,促进农村和谐,实现、维护和增进农民的利益,保障农民利益充分表达,必须主动下访,了解农民原生态利益表达要求;积极利用电子信访,降低农民利益表达成本;加强信访协调,提高农民利益表达效能。     

我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路径探索

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开始,是民众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渠道.当前我国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影响了农民的利益表达.在制度化层面行不通的前提下,农民诉求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事件层出.本文从利益表达的界定出发,阐释我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成因并探索解决的路径.希望通过这方面内容的探讨,对提高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乌克兰危机

国家认同是个人确认自己归属某个国家行为的心理过程,由制度认同、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三个参数组成.转型时期的乌克兰存在着多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宪政权力在总统和议会之间左右摇摆,民众没能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精英们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寻租,导致民众对所谓民主制度极度失望;私有化过程中的政商结合,严重损害了普通民众利益,生活水平的下降引起了民众的心理落差;认同主体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乌克兰文化认同危机的主要体现.国家认同危机是此次乌克兰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政治学视野下的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首先表现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但民生背后彰显的更多的是政治问题。表现在：民生问题体现了对社会公平和正义之所求,凸显的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行为问题,其背后关联的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当前我国民生问题凸显的原因可以从历史、结构、体制等三方面来探寻。民生问题解决的政治途径：要下决心改进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强化民生问题的制度安排;解决民众的利益所求和表达;尽快实现公共服务体系的转变。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但现实运行中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着诸如功能错位、工作部门职责不清、重"人治"轻"法治"等问题,针对此,通过对信访现状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分析,提出了从信访立法、完善信访监督体系及相应信访代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来完善我国信访制度的建议,其对于完善我国利益表达机制及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解

各种不合理上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逐渐主导了信访治理的逻辑走向。边缘式上访行为的主流化趋势,是国家转型困局的表征。在全能教化政体走向解体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弥散,使国家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规约能力下降,国家的话语权快速流失。信访治理遭遇的伦理困境,正是国家陷入意识形态缠绕、无力主导意识形态方向和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权的表现。为扭转国家意识形态转型断裂的局面,走出信访治理困境,需要从政治与治理两个层面统筹安排。     

政治制度与文化：判定国际影响力的新向标

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力量为主要指标是研究国际影响力的传统视角,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因其自身具有的稳定性,在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中能对国内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先进的政治制度在于激发社会创新机制的生成,优秀的文化则在于潜在地渗透进他国的民众中,只有两者的优势均转换成经济力量,才能在国际上产生较大的辐射能力,从而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网络政治舆论的疏导与治理

网络政治舆论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舆论现象,它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同时,也可能对政治认同、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面对网络政治舆论中存在的情绪化表达突出、网络民意的偏颇性、群体极化倾向严重和传播信息失真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满足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完善信息发布和反馈机制以正确引导网络政治舆论、加强伦理道德与网络立法相结合以规范民众的网络行为、增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良性互动以扩大主流政治舆论的影响力等多种途径,进行有效的疏导和治理,推动网络政治舆论的健康发展。     

城中村农民利益表达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面临着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呈上升趋势、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等困境,政治制度建设滞后、城中村农民的政治素质低、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是城中村农民利益表达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必须从健全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城中村农民的政治素质及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入手来提升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