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中的跨国公司捐赠——四川地震捐赠的法律解读

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受到普遍关注.汶川震灾发生后, 不同的企业做出了不同的社会责任的危机响应, 引起了激烈争论.跨国公司捐赠的法律规制可以分为三个问题:跨国公司许诺捐赠后涉及到捐赠合同的履行问题;跨国公司不捐赠关系着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约束力问题;跨国公司捐赠后涉及公司法规定的董事和高管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问题.     

论我国公民道德责任感的养成

道德责任感就是主体对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尊重感。我国公民道德责任感的养成是社会或他人赋予的职责和使命的必然要求，是主体自身价值实现的需要，是主体行善的巨大推动力，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公民个体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培养我国公民的道德责任感既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道德的教育，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也要营造以履行责任为荣，以不履行责任为耻的社会氛围，塑造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应的责任文化。     

制度成本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当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不够好,其原因归根到底在于利益相关者对其约束不够。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成本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约束制度的效率直接相关,制度成本与经济外部性的双重作用还会引发利益相关者群体成员之间"搭便车"行为,从而降低利益相关者约束制度的实施效率。为了提高利益相关者约束制度的效率,有必要在制度设计与实施上降低利益相关者实施约束制度的成本和群体成员间的经济外部性,以提高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     

“三更”视域下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建设

全球公司公民语境下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建设涵盖"更复杂、更严格、更突出"的基本内容;公司社会责任的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脉络,清晰呈现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建设的路径:重构即创新设计一条既具有经济合理性又能体现一国路径依赖特征的治理结构,以实现包括政府部门特别是东道国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目标.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现状调查——基于沪市上市公司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种矛盾的累积,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调查结果来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可得到以下结论：我国上市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优先考虑的因素依次为股东、员工、债权人、商业伙伴、消费者、环境、社会公益;人力和财力约束是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障碍;我国上市公司在对股东、员工等方面履行社会责任较好,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一般。     

内外部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和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为依据,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内部、外部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减轻融资约束压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履行外部社会责任能够减轻企业面对的融资约束压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不一致会削弱两者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中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边界

公司社会责任是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一种综合责任,而不是仅指道德性质的责任。我们在将某些公司社会责任纳入法律范畴时,首先考虑要与我国国情相符,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其次要理清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最后要充分尊重公司自治和公司的营利性特征。为促使公司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其中公司治理结构,税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是这些制度中的关键部分。     

德国监事民事责任制度在实践中的障碍

对于德国股份公司的监事来说,尽管公司法、证券法等实体法为他们设定了很多的义务和责任,期望以此来促使监事尽职履行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职责,但是,理想不等于现实,由于德国按照部门法划分传统实体法的制定和程序法相分离,以致于在程序法中的相关制度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下,实践中,德国股份公司监事在违反他们的义务而导致公司、股东利益受到损害时,最终实际承担责任被程序法中的制度和其他社会因素大大减轻。由此启示我们:在制定法律规则时应当进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考量,并对于现实社会中其他影响法律运作效果的因素和机制一并予以考量。     

宪政经济理论体系论析及其启示

宪政的核心在于对政府权力进行规则或制度的约束.宪政经济学有利于构建法治政府,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有利于公共政策民主化,促进公民参与;有利于增强公民宪政意识,保障公民权利.     

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履行度对其高管激励的影响研究

在公司治理框架下,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目标之一。现有的激励契约是否考虑社会责任激励因素,是考核高管激励有效性的重要方面。通过对我国上市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检验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度在高管激励契约中的作用。结果显示,社会责任履行度对我国商业银行高管激励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董事会规模和商业银行性质等公司治理因素在商业银行高管激励与社会责任履行度中也产生一定作用。     

医药类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企业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价值,还要兼顾社会责任。医药行业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特殊行业,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以2014—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两个独立中介效应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还可借助提高政府补助与缓解融资约束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提升企业价值。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股权集中程度高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都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但两个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在股权集中度低时显著,股权集中度高时不显著。     

我国新公司法与公司的社会责任

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法律规制是促使公司切实践行社会责任的制度保障。我国新公司法的出台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并有助于确立起公司法上的社会责任机制。     

行政征收权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与协调——以财产保护方式为视角

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正当性需要法律对它加以保护,行政征收权的必要性、补充性又需要法律允许对私有财产权的适当的侵犯,这使我们面临了一个两难处境。当交易成本过高,且该交易对社会整体而言为绝对公共利益(即不包含商业利益)时,应适用责任规则;当交易成本低,且为了保护私人对财产的主观价值以减少或降低反向成本时,应适用财产规则的保护方式。目前我国宜将保护重心向公民一方倾斜即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采用财产规则的方式,以防止反向成本,维护公民对法律的感情及预期。但此种倾斜性的采取财产规则似乎仍应建立在利益的权衡、取舍之上。     

基于规则约束的地方政府预算编制研究 —来自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为规范政府收支行为、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的效率,我国新预算法明确提出强化预算约束的理念,这将成为今后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的方向.美国德克萨斯州以预算规则及其制度安排来有效地约束政府行为,尤其是在预算编制环节体现出的预算规则的法定性、预算编制程序的规范性、支出部门的责任性、预算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构建具有规则约束力的预算编制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跨国公司捐赠的法律规制探研 ——以汶川地震跨国捐赠为视角

汶川震灾发生后,不同的企业做出了不同的社会责任的危机响应,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也受到普遍关注。跨国公司捐赠的法律规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问题：跨国公司不捐赠关系着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约束力问题;以及跨国公司捐赠后涉及公司法规定的董事和高管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问题。     

高管海外背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随着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对社会影响的扩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我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的核心推动力。以我国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动因为起点,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和低法制环境水平下更加显著;而在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和高法制环境水平下,高管海外背景难以发挥促进作用。文章将丰富高管海外背景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企业如何构建高管团队和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员工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同关注焦点,其与员工工作行为的关系也得到了深入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从员工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投入两个视角来解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论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员工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看中介作用;（3）员工组织认同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环境责任与有限责任制度的冲突与协调——基于在华跨国公司的分析

有限责任制度对经济的巨大刺激作用已为世人所公认,而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又将这种制度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股东在履行了出资义务、成功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后,对公司债权人并无任何责任可言,尽管前者的意志通过一定的形式可以成为后者的意志,但却不必承担因此可能带来的额外的债务风险,特别是在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从事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行业的情形下,依照有限责任制度则可能给无过错的环境侵权债权人带来极大的不公正,有限责任制度存在缺陷与困境尤其凸显。因此,在跨国公司环境责任的追究机制中,合理采纳法人人格否认、完善整体责任制度既有利于有限责任制度的扬长避短,也有利于完善跨国公司的环境法律责任。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及其在华实践

作为社会的团体公民,公司的生存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其社会责任应远远超出狭义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但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执行低于母国的社会责任标准,其对社会责任的选择并非源于道德的高贵,而是在各方力量博弈中,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一个均衡的结果,即在企业社会责任压力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冲突中实现均衡。欲使跨国公司走出道德变异怪圈,必须要求其调整利己"底线",让中国也能分享利益。     

制度距离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研究——基于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以及中国政府的关注。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以201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企业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法律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有促进作用。并且,东道国发达程度不同,经济制度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进一步地,企业海外投资经验可以减少"外来者劣势",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意味着:一方面,海外投资企业要充分考虑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积攒海外投资经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借鉴发达国家社会责任相关规范,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