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刑讯逼供的域外法治经验及其启示

遏制刑讯逼供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域外相关国家在应对刑讯逼供这一难题的法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防治刑讯逼供的策略方法、法律规范和制度机制,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健全防治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已成为推进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关键。推动我国刑讯逼供防治机制的完善,应在借鉴域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着力严密规制刑讯逼供的刑事法网,严格控制讯问的时间和场所,切实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认真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积极探索建立羁押巡视制度。     

刑讯逼供的法经济学思考

刑讯逼供素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然而,法律条文不等于司法事实,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在当今司法实践中仍大量存在,各种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报道屡见报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司法人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以身去触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有效遏制这一现象?文章试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刑讯逼供现象的成因和对策.     

区分刑讯逼供与非法拘禁

刑讯逼供与非法拘禁,这是两个不相同的法律概念和犯罪行为。 刑讯逼供,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实行毒打、捆吊及其肉体折磨的方法,逼取人犯口供的行为。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及遏制对策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然而在现实司法实践中,这一行为却屡禁不止,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背弃和践踏了国家的法律,败坏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声誉,而且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探析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研究遏制对策,对于我们从立法到操作的公正,从刑事诉讼法到相关配套法规的完善,再到使刑讯逼供这颗毒瘤从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中消失,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剪除刑讯逼供的制度构想

刑讯逼供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妨害司法的公正和真实,严重败坏司法机体的健康.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成为困扰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诉讼法学理论界的一大难题.要剪除丑恶的刑讯逼供,在制度上必须铸造利剑,彻底斩断滋生刑讯逼供的罪恶渊薮.剪除刑讯逼供的制度包括沉默权制度、完整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规范侦查机关讯问行为的制度三大方面.     

转变观念:从源头上遏制刑讯逼供的思考

刑讯逼供不仅严重危害当事人的权利,而且有损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形象.国家在法律层面,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中直接针对如何遏制刑讯逼供进行了制度的构建,试图消除刑讯逼供在司法实务中的存在,但效果不佳.在《刑事诉讼法》面临再修改之际,文章从思想意识和观念的转变这一角度来探讨我国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即改变传统文化中重公权轻私权的观念,培养公民的人权保障理念,落实国家对公民个体权利保障的制度；培养“法治国家”的意识；消除法律工具论的观念,培植法律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培养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     

浅论刑讯逼供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稳健推进和公正与法治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严禁刑讯逼供问题作为程序法治的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对刑讯逼供的产生根源和危害进行了分析 ,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沉默权与刑讯逼供

沉默权对控制刑讯逼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刑讯逼供并不是沉默权制度的本质和目的所在。各国对沉默权的适用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中 ,已在很大程度上保护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沉默权 ,但沉默权并不是治疗刑讯逼供的灵丹妙药     

浅论刑讯逼供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稳健推进和公正与法治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严禁刑讯逼供问题作为程序法治的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对刑讯逼供的产生根源和危害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刑事一体化之下防控刑讯逼供行为的途径研究

治理刑讯逼供行为是世界性难题。我国刑法虽然较早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处罚,但由于存在概念界定不明确、主体范围确定模糊、客观行为表现不周延、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标准理解偏差等问题,都亟需从刑事一体化角度,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刑讯逼供

法治社会下的刑讯逼供无疑是对法治的公然挑衅,如果单纯地将它看作是一个法律问题,从法学视角来认识,那么它是一种滥用职权、对人权的践踏以及无视法律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与此同时,该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用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刑讯逼供现象,我们会发现刑讯逼供是一种执法人员在社会变迁中以及社会分层后,由于执法过程中角色的突变使其在各种价值取舍之际所枉顾法律束缚的越轨行为。     

沈家本刑事法律思想

20世纪初期，清政府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政治统治，不得不进行变法。沈家本受命修律后，本着“参考古今，博稽中外”、“折冲樽俎，模范列强”的宗旨进行了一系列修订法律的活动。在对刑律的修订中体现了沈家本废除肉刑、削减死刑、禁止刑讯的刑罚人道主义思想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罪刑法定、故意、过失等刑法理论的开阔胸襟。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司法的证据主要分为七种,但存在证据制度上的先天不足,表现在与西方重神判的宗教传统不同,中国审判重人判,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等。与西方法律相比较,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内容比较简单,加上证据采集手段的简单粗糙,官员注重自由心证,导致刑讯逼供频繁,冤假错案时有发生,证据制度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     

一场不彻底的社会改造尝试——浅议南京临时政府净化社会风气的探索

社会风气是指整体或局部社会在一个阶段内所呈现的习尚、风貌,为一定社会中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行为模式、道德观念以及时尚等要素的总和,对人们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不仅认识到改造社会风气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上采取禁鸦片、禁赌博、放足、剪辫、弃繁缛礼节及刑讯逼供等措施,力图尽快奠定资产阶级执政的社会文化根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风气改革运动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人权为基本理念,以法制为保障,以西方为蓝本、吸收中国传统风俗中的精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宣传发动不够深入、持久性差等不足,这决定了这场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成功.对南京临时政府的社会风气净化运动的得失进行分析,对当前的社会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刑罚有限性原因新论

刑罚具有有限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刑罚“痛苦”属性的关注,始终疏于学者的考察视野之外。本文提出,痛苦本身的无法表达性、因人而异性以及痛苦的政治色彩是造成刑罚功能或作用有限的原因所在。无论是报应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存在将需要分别考虑的多重性问题过分简单化的缺陷。     

从“诬告反坐”到“讹诈有罚”——对被救助者诬赖救助者立法惩罚的再思考

当下诸多被救助者诬告讹诈救助者事件的背后,无不折射出单纯中华传统道德诉求已经不能协调社会的健康发展。当道德的软性约束作用无法发挥时,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惩罚诬告讹诈者就成为必要。然现代“讹诈有罚”并非简单的惩恶扬善呼吁,也并非中国古代“诬告反坐”的直接过渡与顺承。立法惩罚诬告者还需从制度渊源、现行体制、证据认定、责任承担、惩罚措施等多方予以考虑。     

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

上海,因其特殊的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在1952年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中,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特派薄一波亲来上海坐镇指挥.在薄一波的主持下,上海的"五反"运动在前期群众性揭发检举和坦白交代的基础上,通过三个阶段有组织有计划的"战役"行动,将全市16万余工商户,从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个方面,灵活运用"面对面"的群众批斗形式和"背靠背"的资本家互助互评与自报公议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清查.上海市大中小工商业者在此运动中均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我在之思”

作为一个1 9世纪的文坛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今天散发越来越撼人的魅力,是什么在作怪呢?笔者认为,是"诗者之思"的力量."思"是人的一种建立在"自我认同体验"基础上的"自我内在批判"."思"可以为文学培养生命的感受力与审美的体验力,并同时为文学积淀价值的光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毕生的文学创作中不断的在心理体验(忧郁,虚无,安宁)中认同自我,触动那深层的令人生畏的自我,然后在不断的心理认识(困惑,焦虑)中反思自我,拷问那灵魂的令己不安的此在.是"诗中有思"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风格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巅峰.     

酷刑:以人权为视角的思考

在现代 ,酷刑是一种公认的国际犯罪。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酷刑则经历了从法定对付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的手段到在国内法中受到冷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被全面禁止的演变。事实上 ,酷刑罪的产生是人权理念兴起的必然结果 ;禁止酷刑公约的签定是人权保护具体化的重要步骤。鉴于此 ,有效遏制酷刑也应从积极接受人权理念、完善人权保障机制以及加强人权教育与自觉抵制酷刑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