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国际法

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主义"与"理论"都在其上有着精彩纷呈的表演.但就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力而言,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无疑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三股思潮.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体系.虽然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重视,一直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个基本共识.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创新以及扩大对实践影响的机会,"软权力"理论以及"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提出及传播即为典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虽然其中存在的瑕疵我们也不容忽视.     

抗战胜利后自由主义者向往的“经济民主”

追求"经济民主"是抗战胜利后自由主义者突出的思想特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问题上,他们赞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与公有制匹配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机制,他们有不同的两种取向;第三,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凸显了平等的价值,这是"经济民主"的核心内涵。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一方面与他们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战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修正潮流,同时也是他们关注社会现实的重要反映,体现了中国近代思想界对公正与和谐的新的认识视角。     

现代"自我"观的批判与重建——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困境的一种考察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自由主义,其独特的"自我"观念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石.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原则,将自我界定为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存在者,确立了个体优先性原则,进而为个体自由权利的实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对"自我"作了片面化处理,使自我变得与自然、他者和社会相对立,成为了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存在者.实际上,正如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所指出的那样,自我的存在需要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脉络之中,自我的发展需要依赖特定的叙事框架和社会环境.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日本的"核武装"问题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特别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扩散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国际社会在战后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日本作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主要条约的签字国,在战后承诺遵守“无核三原则”。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各界也开始提出所谓“核武装”的问题。尽管日本目前已具备发展和拥有核武器的经济和技术能力,但真正进行“核武装”依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论"修正组合型"的自由主义--兼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特点

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社会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次最集中的展示,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绝唱,虽然声势浩大,但却昙花一现.它并不是西方自由主义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而是经过了中国社会的加工、改造,使之呈现出许多"中国特色",并被染上了鲜明的"修正"色彩,而且在思想模式上体现了"组合型的模式",即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而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     

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困境与出路——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形成为背景

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建立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并将继续运用这一机制为发展中国家谋取利益.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困境.发达国家不断改变和细化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标准,企图分化发展中国家并逃避应尽的国际义务;发达国家还操纵国际金融机构,并以此作为维护国际经济金融旧秩序的工具;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内部仍然有重大的利益冲突.为摆脱困境,发展中国家应当正确认识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构建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既要据理力争又要讲究策略,最重要的是增强综合国力.     

从俄罗斯经济转轨看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脱离本国国情,简单地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结果非但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奇迹,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西方国家所宣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灵药".     

放任与干预: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

在近现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及对经济自由的忽略,经济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言说中的普遍缺席,成为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重要特色。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曾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要求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但到了民国时期,在经济上却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这种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既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所致,也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思想界乃至自由主义者内部的情况有关。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战略：从新自由主义到"第三条道路"

本文阐述了俄罗斯自独立以来的经济转轨战略的演变。初期,经济转轨实施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战略,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转轨方案与俄罗斯的国情相悖,造成了经济的严重滑坡。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普里马科夫到普京,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向"第三条道路"靠拢。不过,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不是把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简单地"拿来",而是用俄罗斯的文化土壤进行重新培育。     

"拉美化"与拉美新政

"拉美化"是拉美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领域一系列问题的总称,这些问题的累积,导致拉美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了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发展危机。为克服这场危机而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及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未能消解反而加剧了拉美地区的发展危机。近年来,拉美左派政府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问题,促使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有利于民主、公正和发展的积极变化。     

自由主义的三种理论形态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批判与扬弃

自由主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古典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阶段将政府职能限制在"守夜人"范围内,经济上则崇尚市场经济。现代自由主义是在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张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以及福利国家的政策。而新自由主义是在批判现代自由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回归和超越。这三种自由主义在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但是关系密切,又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齐头并进,在当代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同时存在,并都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     

"社会自然性"的规范性效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的关系

"社会自然性"概念是经由福柯生命政治学对现代社会的分析而被主题化的概念.生命政治学以人口的社会自然性特征为出发点,讨论权力形态的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规范化社会,并指出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原则与政治经济学要求.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我们能够更加合理而准确地界定社会自然性及其规范效应,从而给予生命政治学以合理的定位.同时亦为在"规范性"议题上讨论政治哲学提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     

"和而不同"与"天下"观——儒家对话自由主义的生命社会观

自由主义生命观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饱受诟病,以原子态个体存在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社会观,难以良好地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社会观思想具有与现代生命进行有效对话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其中,"和而不同"的生命观不但对异质生命具有巨大包容性,而且具有刚健守正的固本精神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天下"观立足于个体的超越性,在组织上给予生命以多层性和系统性的依存感.     

跨国公司和国家经济主权的消长

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的权力关系相当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跨国公司侵蚀了国家的经济主权。在分析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的关系时，有必要把跨国公司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区别开来，把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区别开来。跨国公司并没有削弱发达国家的汲取能力和社会支出能力。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政府主动推动的结果。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弱化确与跨国公司有直接关系，但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削弱与跨国公司没有多少关系。不公平的国际秩序、新自由主义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制度建设和社会整合的滞后，应对这些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负更大责任。     

徐友渔的自由主义言说

徐友渔认为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经济上的市场经济、法律制约权力、宪政民主体制等等自由主义思想是中国现代化应汲取的资源,也是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并对自由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对自由主义在西方遇到的挑战、变化以及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接受、实践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各种反对自由主义的声音进行了批评,成为自由主义的坚决捍卫者和守护者。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隐私权审视

隐私权是现代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权利。隐私权源于自由主义理论,今天人们对它的理解也大都没能超出自由主义的樊篱。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隐私权是自私自利的个人的权利,它使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合法化,维护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资本主义的隐私权本质上是富人和企业的权利。作为对自由主义隐私权的超越,社会主义隐私权旨在保护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并促使权力结构尤其是经济权力结构透明化。社会主义隐私权强调经济关系和社会地位,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视野中的国家利益研究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其理论形态主要体现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范式间的演变.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作为理性主义方法的代表,将国家利益视为外生于国际体系而先天给定的因素,对安全、权力、财富等物质利益的追求则是国家恒久不变的行为动机.但在建构主义看来,国家利益本源上根植于认同、规范结构中,包含有理念主义内涵,它内生于行为体的互动进程中,认同建构国家利益,并进而决定国家行为的图景变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霸权的衰败及其模式重构新趋向的中国应对

新自由主义是为垄断资本掠夺全球经济资源而存在的经济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将交换价值过度置于使用价值之上,导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这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经济停滞和阶级矛盾冲突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常态。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技的崛起,世界经济体系多元化以及反新自由主义社会浪潮的兴起,新自由主义为维系经济霸权正在以激进方式进行重构。为此,新自由主义将交换价值的逻辑扩展到政治领域,形成以政治利益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手段、以市场为中介的经济霸权新模式。对于中国而言,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霸权的威胁,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经济内循环和完善创新体系,并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权力、责任与宪政--关于政府"大小"问题的理论与历史考查

权力极小而责任极大的"最好的政府",是杰弗逊那一代人探索现代政府制度时所追求的理想.然而两百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政府在现实中仍不存在.人们建立的只是那种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宪政民主政府.有了这种权责对应的机制,也就产生了是权大责亦大的政府好还是权小责亦小的政府好这样一种争论.其实,最好政府是不可能有的,次好政府(宪政前提下权责均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是权责均小的古典自由政府)是难以确定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争论之前,首先要做也首先能做的是改变这样的政府.这就是政府现代化这一进程的实质所在.     

世界经济中期发展前景与"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排除大的非不确定性因素,世界经济中期内将可能经历一个较长的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表现不亚于上次繁荣."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三个因素左右,分别为(1)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趋向,(2)全球战略性资源供求格局,以及(3)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向.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将主要借助三大传导机制施加于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