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三事忠告》的现代价值

《三事忠告》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箴书,是元代名儒张养浩所著《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的合称。《庙堂忠告》是张养浩为身居庙堂之高的显官们提供的施政建议,也是对自己担任礼部尚书兼参中书省事期间从政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心系天下的情怀;《风宪忠告》是张养浩针对监察官员弹劾、纠察等日常工作提出的要求,体现了执法为公的精神;《牧民忠告》是张养浩为地方县级行政长官提出的从政建议,针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内容,阐述了自己的为政理念,字里行间充溢着勤政爱民的思想。《三事忠告》体现了张养浩深厚的文化素养,“至君泽民”的理想和忠于职守、敢于直言的精神,反映了张养浩一生追求天下大治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它虽然距今已有700余年,但仍有值得借鉴的现代价值。     

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及其现实意义

孟子在继承孔子理想人格思想基础上,对"士"人格做了详细、全面的阐释,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原型。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士志于仁义之道;二是重道轻仕、士以师道尊于君;三是士以成为具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为目标。继承和发扬孟子"士"人格的思想传统,对于当今时代知识分子和广大国民塑造和培育理想人格,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陶渊明前期仕与隐矛盾心态解读

从陶渊明早期的作品中人们可以解读到他“仕而达，济天下”的理想。入桓玄幕及弃桓仕刘，都是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这正是他仕与隐矛盾心态的根源。正因为追求的执着，他的作品在荡漾着田园的清新的同时，更渗透着沉郁愤懑之气。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感受到他比其他田园诗人的伟大。     

张养浩史实新证

元人张起岩撰《大元敕赐故西台御史中丞赠摅诚宣惠功臣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滨国公谥文忠张公神道碑》,是一篇关于元代知名曲家张养浩的内容丰富详赡的传记资料,以此为依据,参酌其他史料,可知:张养浩的祖父张山在苗氏外,另娶杨氏。张养浩母亲许氏,继母尚氏;妻子郭氏,先养浩二年卒,生长子张强;强年二十二岁卒。“云庄”乃张养浩晚年自号,而“齐东野人”为其另一自号,“顺菴”则为其别号。其著述,除学人已提及者外,另有《经筵馀□》、《卫圣编》二种。另外,据神道碑,还具体确凿地勾画了张养浩的仕、隐经历及早年苦读情况。     

张养浩仕进中的隐逸情怀

张养浩最终选择归隐云庄并非偶然.在此之前,以仕进为外在形态的张养浩实际已显露出隐逸情怀.自张养浩踏上仕途至其辞官归隐前,分四个阶段对其隐逸情怀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逐一梳理,并进而探讨了张养浩慕隐而未隐的个中原因.     

凤兮凤兮何去来--从《论语》看孔子的仕隐情结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隐逸问题的深刻思考.孔子的基本仕隐观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救世精神及仁政理想又使孔子突破其仕隐观的束缚,积极求仕.最后,孔子在理想成空的情况下怀道归隐.使孔子实现从仕到隐这一人生转折的是中庸思想,仕隐情结伴随孔子的一生.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从守节彷徨走向消释超脱——论蔡松年文化人格的转变

蔡松年是金代前期的重要文人, 他的词风开金代百年之词运。他的一生, 经历了一个由不愿仕金到被迫仕金再到情愿仕金的过程, 其心态及其文化人格也经历了一个守节—彷徨—消释—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 正好体现出朝代更迭之际改仕新朝（尤其是改仕异族王朝） 的封建文人共同的心路历程, 有着极为典型的意义。本文对这一过程作了细致的考察与评析     

妙用牵制

着法红先:1、马四进二士5进42、马二进三将5平43、炮一进六……士6进5如改走马2退3,则仕五进四!(停着)将4进1,炮一进一,将4退1,炮一进一,士6进5,炮一退八,士5退6,炮一平四打士,红胜定。4、仕五进四马2退35、炮一退六士5退66、炮一平四红方得士胜定。妙用牵制~~     

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论宋元之际士人理想范式的生成

仕与隐的矛盾向来存在,宋元之际尤为突出,入仕机会的缺失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陶渊明所象征的隐士风骨与“不书甲子”之忠为士人心态中的“隐”提供了寄托,诸葛亮忠臣与儒生的形象又为士人树立了“仕”的典范。诸葛亮与陶渊明形象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形成一种进退皆有道的理想模式,二人的并称也随之定型于宋元之际,“出必孔明,处必渊明”为此时的士人提供了消解仕隐矛盾的精神范式,也影响着后世士人。     

政治学视角下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差异探源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的差异及其政治价值取向。在宋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选择是仕高于婚,婚姻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色彩;而在元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仕婚选择是婚高于仕,婚姻具有较为明显的纯感情色彩。而产生这两种不同的仕婚选择是由于宋元两朝特定的政治生存环境、文人各异的政治心态以及不同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毛泽东拿人名做文章

毛泽东很喜欢替属下或朋友“改名”“取名”,又极喜借人名开小玩笑、讲大道理。少林寺和尚出身、武功甚好的许世友上将,原名“仕友”,因“仕”即官吏之意,这与他当时身为红军战士的身份不合,于是自己改“仕”为“士”。不料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首次见到许士友时,听到他改名之事,便建议他再改一下,换“士”为“世”,并说：“你这就成了世界之友,我们红军战士不但要时时处处想到全中国,还应放眼全世界嘛!”     

试论张养浩散曲中的“浩然之气”

张养浩名如其人,一身浩然正气。在散曲创作中,浩然正气是他的散曲之魂,无论是抒情还是言志、叙事均以其浩然之气贯之。也正是因为其浩然正气,才使其语言高下皆宜,曲境或豪放或冲澹,风格多姿多彩。     

堂·吉诃德性格特征的文化价值探析

堂·吉诃德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想用骑士道来改造社会,犯了时代错误。其疯狂、偏执的性格特征,不仅与沉溺于骑士小说有关,而且与西方传统文化道德具有更紧密的内在联系。其理想与现实错位的现象,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其疯狂偏执的性格,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语境下,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特例。从深层本质上讲,堂.吉诃德是西方传统文化道德的承继者和殉道者。这也正是其形象历久弥新具有经典价值的内在原因。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选择

"君臣共治"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孔子"君臣共治"的理想状态是有德之君举贤任能,在孔子的政治理想中,政治得以良好的运行必然由一个有德性的君主来引导,君主的"为政以德"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通过修身成德来获得人才,通过对人才的良好使用,达到君逸臣劳的"无为而治"。孔子"君臣共治"思想的现实选择中具有理想之境和末等追求两个层次,寻找任贤之主是孔子现实政治的理想之境,欲仕不义之主是"君臣共治"思想的末等追求。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存在有德之君,他只能理解现实政治,接受现实的政治境况,选择仕不义之主。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社会得到善治是君主和臣下配合的结果,臣下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君主的不贤。     

宋代吏部尚书仕履研究

通过统计宋代吏部尚书任职前的仕履状况,发现宋代吏部尚书中将近9成官员在任吏部尚书之前的仕履中曾有过吏部或者相关部门的历练,而且许多吏部尚书之前曾担任过吏部多种相关职务,尤其是担任吏部副贰／吏部侍郎的比例高于前代。宋代吏部尚书之前曾经担任过吏部相关职务者稍多于唐代,这正是吏部尚书这一官职经过唐、五代十国后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完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的结果。官员任吏部尚书前是否曾经担任过吏部的相关职位,是其能否胜任吏部尚书一职的重要依据,也是皇帝和宰辅集团挑选吏部尚书人选的重要参考标准。通过对没有吏部相关仕履的吏部尚书的考察,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朝廷的股肱大臣,虽无吏部仕履,但均具有担任吏部尚书的能力。宋代任命吏部尚书的首要原则是任人唯贤,其选任标准是相对公平的。     

二宫尊德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宫尊德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农政家和思想家,他在成功地对600余处贫穷农村进行改革再建过程中,形成了其自成一体的“报德仕法”思想。和谐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理想追求,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思想。二宫尊德思想的核心是和谐的理念,是源于中国儒道禅传统思想的实践,本文试分析其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性与可借鉴性。     

张养浩生平与诗文创作浅论

本文对元代名臣张养浩的生平及诗文创作成就进行了考论，认为张养浩的退隐是其知识分子人格与官场的冲突所致，其生平经历有超越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范式之处。其散文追随姚燧，取法韩愈，诗歌则兼学白居易之通俗与韩愈之险劲，在元代文坛独具特色。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寓言理论评析

詹姆逊将作为文体学概念的"寓言"改造为一个艺术存在范畴,认为寓言是一种再现模式,是文本不可再现历史的再现方式。历史的文体化必然走向寓言化,对文本的阐释也是一种寓言式重写。在詹姆逊的寓言理论中寄寓了詹姆逊诗学的文学理想和政治期待,这是其诗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论孔子法律思想研究的立场与方法——以法治为视角

法治化作为我们被动或主动的选择 ,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变革趋势。不管我们理想中的法治社会是何等神圣 ,她毕竟首先是功利的、世俗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 ,儒家思想是与之大异其趣的。立场与视角的不同 ,必然导致结论的不同。我们既不必因“法治”在当下的时髦而以之裁断儒家思想 ,也不应因儒家思想立意高远而以之消蚀法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