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恋与弃绝之间——试论民国皖籍女作家的性别认知与创作

迅速崛起并不断更新的女作家群体,以其性别特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文化景观之一。其中,皖籍女作家虽不是最耀眼的,却能够自成系列,且在性别认知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吕碧城到苏雪林、方令孺、张兆和,她们几乎生而浸润于社会精英文化之中,最大化地承继了包括性别认知在内的传统文化,也最先享受到那个时代所能给予女性的最高地位。对这种自身解放及因此而享有的社会地位,她们不仅有清醒认识,并且深知西方话语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传统文化日益解体,性别身份渐趋复杂,她们的文学创作与生命历程,颇能代表皖籍知识女性在眷恋与弃绝之间的辗转挣扎。     

民国皖籍文学译者群研究

清末民初皖籍翻译人才辈出,吴汝伦、胡怀琛的翻译理论,对近现代文学翻译产生重大影响。1915年后以陈独秀、胡适《新青年》为理论引导的皖籍译者群、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未名社"皖籍译者群译介了大量苏俄、欧洲、日本的文学巨著及理论专著,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0—1940年代皖籍译者群新生力量涌现,优秀译作层出不穷,用翻译作品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致力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同时期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也大放异彩。抗战爆发以后,皖籍译者笔下涌现了大量与二战相关的文学作品。民国皖籍译者的活跃,与安徽传统地域文化有关,与大批皖籍留学生出现有关,受新文化运动中皖人陈独秀、胡适的领袖作用推动,并受到"桐城文风"的影响。     

矗立在现代诗坛之上——皖籍诗人述论

在中国现代诗坛,皖籍诗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开创和奠基了白话新诗,并通过自办报刊杂志、举办文学社团等方式来推动新诗的发展;积极参与到各种诗歌流派的建设中,壮大了创作队伍,繁荣了诗歌创作;他们的新诗创作顺应了社会变化的需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皖籍知识分子与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的安徽作者群为例

皖籍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极具代表性的先进群体。随着《新青年》的创刊,在陈独秀的周围迅速地结集了以皖籍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作者队伍。而那些非皖籍的撰稿者们,无一不是与陈独秀关系熟稔或是有过一定的交往。地域情结固然是促成他们聚集的首要因素,但是共同的思想基点才是他们相互之间得以合作和联络的情感纽带和内在动因。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实存的生活和想象的文学:《蚀》三部曲分析——民国文学研究之二

茅盾的《蚀》由三个相互关联不大的中篇构成,但是相似之处在于写出了大革命中实际生活的图景,以及一些年轻人的迷惘彷徨,由空虚寂寞却又不甘于自我沉沦,希望能够追求事业的心理变化过程。其中对一些女性人物的描画尤为出色,显示出茅盾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小说所传达出的时代面影对于考察民国社会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同时茅盾将文学想象结合在实存生活之中,也表达出了个人理想和对时代变化的惶惑心理。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新旧共存 雅俗易位——从《良友》画报看民国二十年代文学时尚

民国时期大型图文杂志<良友>画报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坛舞台,大量文体杂陈、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都在此一展风姿,真实反映出当时的文学时尚.其初创时期的文学作品,不仅新旧文学共存,而且曾发生过从旧派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变,折射出中国新旧文学决裂并逐渐融合的戏剧化过程.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视野拓展——以《小说月报》研究为例

在《小说月报》的评价传统中,1921年茅盾的革新是一条前后期泾渭分明的界线,导致《小说月报》研究中出现了断裂性和含混性。这条界线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研究中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既有框架相关,更关系到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当前的《小说月报》研究趋势来看,质疑这条界线的声音不断出现。要破解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的疑惑,获取新的学术增长点,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回到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不失为新的思路。在民国文学返回历史现场的倡议下,民国文学机制更加关注作家生存空间、作品传播机制及作家精神空间的保障,为如何返回历史现场提供了更为可行的操作路径,从而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旨归上的启示,为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获得更加宽广的视野。     

民国商业出版与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兼以1930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例

将1930年代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置于＂民国＂这一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可以看到其与民国时期商业出版的经济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此视角出发并结合相关史料,兼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实例,探寻在与出版业广泛互动的条件下,一度风行文坛进而成为声势浩大＂主潮＂的左翼文学潮流的生成机制。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五色石”——读王学振新著《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

王学振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1年6月正式出版了。该书视角独特,材料丰富,结论新颖,体现出很强的创新性,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璀璨夺目的"五色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