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殊形式初探

在抗日战争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采取了特殊的合作形式,这就是,国共两党在坚持抗日的前提下,各自保持自己的军队和政权,遇事磋商谈判。这种特殊合作形式,不是由两党达成一致协议而主动采取的正式的合作形式,而是在两党没有能够形成一种为双方所共同接受的合作形式的情况下,在实际上自然形成的,是由历史赋予的。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对于这次合作的形式,党曾有过许多设     

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一省范围内的首先胜利。阎共合作前后共十年之久 ,它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乃至今后海峡两岸的统一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 :一、两党合作必须有一定的政治基础 ;二、必须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 ;三、必须正确处理与同盟者的关系 ;四、坚持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     

“主义混淆”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两党采取了非平等的党内合作方式,基于对合作意图的不同思考,两党在具体合作中有意忽略主义之不同,主义的混淆虽短期内达到了团结合作共同御敌之效,但对两党合作和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致使两党在合作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走向了破裂.     

国共两党在抗日纲领上的分歧与“三民主义”论战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两党之间除了抗日之外已不可能再有其他政治上的共同点；两党用三民主义作为合作的政治基础的问题只是表示了一种可能性，并未见诸于双方共同承认的纲领；两党在抗日纲领上的严重分歧，最终导致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表现了双方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尖锐对立；《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这场论战作了总结，在思想理论上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孙中山与李大钊——纪念第一次国共合作六十周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1924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到今年已六十周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由于两党的共同努力,对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建立与坚持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两党领导人孙中山与     

试论无统战组织形式无共同纲领的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抗战八年,始终无统战的组织形式和共同协商的政治纲领。这种合作形式的出现,是由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研究这一合作特点出现的原因及其对国共两党政策的影响,可以使我们加深了解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复杂斗争,正确理解党的实事求是的方针。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特点,展望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这在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认识,并求教于各位读者。     

论宋庆龄与国共的两次合作

宋庆龄被誉为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同时被周恩总理来赞誉为"国之瑰宝"。为国共的两次合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宋庆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协助孙中山联俄同时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为沟通国共两党高层穿针引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参加五届三中全会,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宋庆龄在国共的两次合作中、在实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尤其是国共合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下,国共两党求大同,存小异,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和策略性,以<八一宣言>为标志,几经努力直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国共合作才得以最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开创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形成的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距今已有60余个春秋,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历史,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党内合作,这是共产国际赠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份丰厚的遗产,但又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这种合作方式有诸多弊端:“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束缚着共产党的手脚,客观上限制了共产党独立地展开活动;(它)本身就内在地决定了这一合作的短暂性。国共合作的迅速破裂乃是党内合作方式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新探

学界通常将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归纳为四点：成份极为广泛，队伍很复杂；国共两党都有军队和政权；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处于有利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本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是：（１）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全民族组成的民族解放战争联盟，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人民与汉奸、亲日派的矛盾有着原则区别．不应过分强调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尖锐性；（２）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以抗日救亡为旗帜，以求同存异、“两制共处”为合作的基本方式，不能说没有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法西斯东方阵线的坚实基础，以国际环境的“有利而又复杂”作为它的特点，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东亚地区安全合作：层次、结构与机制

安全合作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安全领域的交流对话与协调行动。由于东亚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东亚国家间通过建立多种安全合作模式与对话机制，形成多层次、多维度和多方位合作局面以推动该地区在安全事务领域的合作。     

论政治合作

政治是零和博弈,但重复博弈的结果是政治主体都寻求政治合作,因此是正和博弈。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合作更成为必然,因为只有合作,生存斗争才能有望获得胜利,尽管这是无奈的选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合作是资产者之间为了更有效的获得利益的工具,同时政治合作也是政治冲突中的协商机制。     

论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要内容。这个政党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以多党合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依据,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阶级状况,用“多党议会”和“一党制”的破产,来说明多党合作在我国的必然性,同时以诸多革命活动和经验总结印证了多党合作的成功史实,突出了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重要意义。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结构的效率分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以制度适应性效率为分析工具,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结构的效率进行分析,可发现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结构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现实性,拥有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论合作机制影响当代国际环境的制度效应

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 ,行为体的行为规范对于国际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量的政治、经济交往、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都是通过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实现的。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普遍重视的合作机制 (regime)就是建立这种稳定结构的产物 ,维持稳定结构的关键是机制的有效性 ,它是检验合作机制规则的首要标准。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多党合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经由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不懈探索和精心培育而得到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继承前人而又开拓创新 ,回答了新形势下多党合作面临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不断推动多党合作制度与时俱进 ,为之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论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为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们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和实践既一脉相承,又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从而形成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链条,不断推动着多党合作制度与时俱进,使之日趋成熟和完善。     

国际政治背景下的中美能源战略合作

能源是中美两国具有共同挑战和共同利益的重要合作领域。能源问题兼具政治、安全与经济的多重含义。因受到政治、安全等因素的影响,中美能源合作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本文在评估中美能源合作现状以及分析制约中美能源合作因素的基础上,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提出了中美能源合作的具体建议。     

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矛盾因素新论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国民党之于合作是出于内外交困的逆境，中国共产党之于合作是因为远大的阶级目标和本身相对弱小的阶级力量，苏俄之于合作是根源于其国际环境的恶化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这一系列矛盾因素的彼此互动，终于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试论邓小平对多党合作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对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多党合作政治地位和基本方针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邓小平对多党合作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战理论和政党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