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与《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之比较

依据“书钞体”将《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分成两类:以被摘抄的原书为单位组织材料的书钞体和划分类目安排所摘抄材料的书钞体,在论述《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与《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的牵涉混淆处后,将第二类杂纂类书籍与类书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为:与多由政府主持编写、规模大、体例严谨的类书相比,杂纂类书籍规模较小、体例编排较为随意。     

《汉书·艺文志》首列杂家的学术意义——以《吕氏春秋》为考察中心

《吕氏春秋》为先秦杂家代表著作。对于这部书,不少学者视之为杂拼、杂凑,与同时代产生的《荀子》《韩非子》等古籍相比,《吕氏春秋》颇不被重视。《汉书·艺文志》首列杂家,并且阐述了杂家的特点是有益于王治。从此,《吕氏春秋》有了自己的学派归属,这部著作独特的编选标准和编排方式,也印证了班固关于杂家特点的认识是正确的。自《汉书·艺文志》之后,历代目录书籍的诸子类中均著录杂家,杂家作为独立一家的地位正式确立。     

《旧唐书·经籍志·史部》考误四则

《旧唐书·经籍志》载记失误颇多,后世已多有校补,本文就其史部再考四则。《旧唐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著录有＂《皇典》五卷,丘孝仲撰。＂＂丘孝仲＂应作＂丘仲孚＂。《旧唐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著录有：＂《书笔仪》二十一卷,谢朓撰。＂＂谢朓＂应作＂谢朏＂。《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有：＂《海岱志》十卷,崔蔚祖撰。＂＂崔蔚祖＂应作＂崔慰祖＂。《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谱牒类＂著录有：＂《裴氏家记》四卷,裴松之撰。＂＂裴氏家记＂应作＂裴氏家传＂。     

论先秦儒法融通思想——以“转关人物”为中心

儒法思想之融通,在历史渊源上呈现为＂儒法同宗＂的命题。管仲的思想是其实质依据,后来稷下学宫的《管子》将其文本化。李悝、吴起师儒而任法,开＂儒家＂向＂法家＂转变之先河。＂杂家＂尸佼曾为商鞅之师,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思想,亦体现了儒法思想的融通。＂转关人物＂的思想不但从学术源流上印证了法家出于儒家的命题,且揭示了法家的＂政治家＂本质,蕴涵了对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人物思想矛盾性的解释。     

《揅经室外集》与阮元目录之学

《揅经室外集》著录书目,多可验之于《宛委别藏》丛书。故论《揅经室外集》著录书目之特色,可明《宛委别藏》丛书收书之特色,更可彰显阮氏版本目录学之学术价值。阮元为乾嘉时之大儒,亦为扬州学派之殿军。欲窥其目录学上之成就,离不开《揅经室外集》。     

论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

在汉代,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为代表的史传写作代表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主流。东汉以后,独立于史传之外的人物传记写作又见繁荣,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类传记创作达到了鼎盛。《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将这一类传记“部而类之,名之曰杂传”;后人亦称之为杂体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杂传后世大量散佚,根据《隋志》史部杂传类所保留的部分魏晋杂传书目以     

诸子“务为治”与《吕氏春秋》杂家特色的形成

《吕氏春秋》杂而成家不仅在于兼容并蓄,而且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即以政治理论为主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先秦诸子各家皆＂务为治＂,深刻指出了其中＂知人＂、＂为治＂的参政目的。正因为诸子各家皆＂务为治＂才促进了《吕氏春秋》杂家特色的形成,同时该书杂而成家及突出的政治理论思想,也正是诸子各家因＂务为治＂而融通发展的集中表现。     

徐(火勃)及其《笔精》

《笔精》是一部明末徐(?)所著学综四部的杂考.用札记、随笔的写作形式来考订经传、史志、诸子、诗古文辞,图书分类学家称之为杂考,归入子部杂家类.而溯其起源,《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始于班固《白虎通义》和蔡邕《独断》,可是,前者专述经义,当入经部总义类,后者则记录汉代名物制度,当入史部政典类.至于唐李匡义《资暇集》、李涪《刊误》、苏鹗《苏氏演义》、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朱翌《猗觉寮杂记》、吴曾《能     

六朝道教人物杂传述要

汉魏之际，道教的创。入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道教有很大发展。记录道教人物的杂传大量出现，成为六朝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色。《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的道教人物杂传，数量超过了佛教人物杂传，但从记载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夹杂了不少虚构和假托的成分，不如佛教人物杂传翔实。本文将六朝道教人物杂传及有关资料作一简要介绍。     

订譌杂录

订正别人著作中的(讠为)误,很难有系统,更谈不上论著,但清人胡鸣玉竟然汇集成书,命名《订(讠为)杂录》,收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而且《提要》肯定了它“网罗会粹之勤”,认为它“考订声音文字之(讠为)”,“但引古书,互相参证,不欲多生新意,自见所长”。     

再论“杂家”义定及其学术特异性

"杂家"一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与儒、道、墨、法、阴阳、名、农、小说等"九流十家"并列。《汉志》认为"杂家"的特点在于以"王治"作为指导思想,从而综合诸子各派不同的学说,并用于治国之中。然而不少学者认为"杂家"不能自成一家,甚至认为杂家实为杂拼而来,进而否定"杂家"的存在价值。检视前人对"杂家"分类的见解,疏理"杂家"的流变,可以发现,"杂家"吸收诸子之说以成其学,综合众长,性质虽与儒墨等诸子学有别,然亦可自成一家。     

二王杂帖的语气词“也”

＂也＂是古代汉语中最为常见的语气词之一。《汉语大词典》认为＂也＂表疑问时与表反诘、祈使一样,需有相关词语连用,今从二王杂帖来看,并非如此。     

《汉书·艺文志》中的“篇”“卷”问题

鉴于"篇""卷"两词首次共出于史志是在<汉志>以及<汉志>对于后代史志的深远影响,通过讨论作为书目著录的计量单位词"篇""卷"在<汉志>中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在若干种若干家的书目著录时"篇""卷"同时出现的复杂情况,可以得出对于<汉志>"篇""卷"问题的认识,并对学术界的相应观点作出商榷.     

“四部”与“四库”

“四部”之称,创始于魏晋人苟勗的《中经簿》,把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类)。至东晋人李充的《四部书目》,则定甲、乙、丙、丁四部的标目为经、史、子、集。此后,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便成为书籍分类法(四分法)的惯称和中国古籍的通称,相沿至今。《四部丛刊》(商务书馆版)和《四部备要》(中华书局版)均是以“四部”命名、辑印的中国古籍的大型丛书。 “四库”之称,初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记唐玄宗时将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籍分“四库”(经库、史库、子库、集库)聚藏于两都(长安、洛阳)。“四库”实指宫廷收     

论《国史经籍志》

焦《国史经籍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有影响的一部书目，历来论者评价不一，褒贬悬殊较大。文章分析了《国史经籍志》的编撰背景和过程，认为其类例和著录在继承借鉴《通志艺文略》的基础上，也有较多的变通和创新：类例上，两者体系有别，子目增删调整较多；著录上，两者著录内容和图书归类多有不同。《国史经籍志》类例详悉，反映了古今著述源流和学术变迁，颇便查检。该目继承了古代书目类分图书方法的优良传统，并较好地处理了同类书的排序问题，它多彩的注释方法和丰富的注释内容，具有一定特色。《国史经籍志》之失在于著录草率、体例丛杂和类目繁琐     

礼法之治要求下的礼义之学——论荀子的“学”

荀子之＂学＂是礼义之＂学＂。礼义之道既是学的内容又是学的标准,合之则是,不合则非。＂虚壹而静＂是在＂虚静＂的状态中领会世界的总原理（＂道＂或＂统类＂）。＂以道观尽＂是按礼义的＂统类＂来看待万物。＂学＂的内容、方式、目的都是外在地确定了的,因此学习者没有多少主体性。礼法之治是荀子劝＂学＂的最终目的,其＂学＂是工具性的。     

“中国杂体诗歌研究专家论坛”在北京工业大学举行

2009年10月11日,由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办,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承办的＂中国杂体诗歌研究专家论坛暨《杂体诗歌概论》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工业大学逸夫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张革出席会议并致词。     

《汉书·艺文志》视角下的杂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是审视杂家本来面目的独特视角.解读<汉志>杂家,不难看出,杂家源于"议官",兼通诸家,以"王治"为主导思想,以诸家之学为"王治"之用;同时,杂家"杂取各家"的包容性特征也成为<隋书·经籍志>以后目录学著作中杂家涵义讹变的主要原因.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论《池北偶谈·谈异》——渔洋笔记散论文之一

渔洋以诗享盛名於当世,“主持风雅近五十年”。晚岁肆力于笔记之作。自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六岁开始,至康熙四十八年(已丑)七十六岁,二十年间,成书五部,即《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公甘余话》。这些著作是他一生阅历、学问的结晶。 渔洋的这五种笔记,《四库全书》皆采入“子部·杂家类”中的“杂说” 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