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一统幽默观”谈幽默的范畴

多年来,对幽默范畴的界定一直有争议,各执其词。本人拟建立一个＂大一统幽默观＂来解决这个问题,即把所有有幽默成分和性质的现象纳入幽默的范畴,就叫做大一统幽默观的幽默范畴。要建立大一统幽默观,首先要确定的问题就是范畴问题。本文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力图解决在幽默＂边缘＂上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些现象,如笑话、讽刺、滑稽、开玩笑、恶作剧、脑筋急转弯、歇后语应该纳入幽默范畴问题。这就是我的＂大一统幽默观＂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范畴误用与幽默的产生

本文主要运用了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理论来分析部分幽默,证明了范畴的误用是触发幽默的一个重要来源。通过对范畴理论的综述和分析,证明范畴理论可以有效的解释一些幽默现象,为范畴理论的应用打开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幽默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孟子“大一统”权力结构观发微

孟子在建构其王道仁政治理秩序过程中包含着对国家权力结构的设想,孟子“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实际上是对“民之憔悴于虐政”的战国乱世开出的一剂“药方”,这个“药方”不仅包含“定于一”的实现路径——实行仁政,同时还隐含着其对理想政治权力格局的构想——王者一统天下。“定于一”意味着要建立以君主为核心的统一的权力结构,在一定政治体系内部最高权力中心只能有一个。与此同时,孟子认为在该政治体系内臣民不具有监督、制衡君主的权力,君主拥有最高决定权。孟子的权力结构观概括起来就是以君主为核心的“大一统”权力结构观。孟子的这种权力结构观成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实践的重要理论支撑,但同时它也是铸就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的重要思想基础。     

“大一统”观下明朝经营永昌府的儒学方略及其影响

明王朝通过建立儒学教育体系、改革人才选拔机制等方式,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儒学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在边地永昌府的下沉、国家形象及权威在边疆民族中的树立。在长期的儒学教化下,永昌府风俗移易,诗书礼义受到推崇,人文蔚兴,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扩大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增强,为维护边疆、民族的统一奠定思想基础。明朝在永昌府实施的儒学方略,是数千年来中国政治追求的“大一统”理想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实践。     

浅论鲁迅先生的幽默观

鲁迅作品中的幽默概念因语境的变化而具有不同内涵。他反对幽默的温厚说、超脱论以及低俗化倾向,提倡运用幽默批判现实,促进工作,调剂生活．鲁迅幽默观的基本精神就是在追求社会功利的基础上达成真善美的统一．     

语言的范畴化研究与言语幽默的互动

作为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范畴化与语言的结构和单位密切相关。在运用语言的范畴化理论对言语幽默的本质进行分析后,发现语言系统范畴化的过程中会生成言语幽默。通过词的语义范畴与语境意义匹配、关联不同范畴事物、语言的范畴化的内在机制以及语言的范畴化的特征四种技能与知识的训练和习得,交际主体的幽然能力会得到培养和提升。同时。言语幽默的相关研究也会对揭示幽默主体语言的范畴加工过程大有助益。     

“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在建元六年(前135年)第二次出兵调节百越之间矛盾时已经形成,其核心内容即是"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其后,汉武帝将其用于指导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先后对匈奴、南越、卫氏朝鲜、西域、西南夷等展开了一系列的统一行动,值得关注的是行动的借口多是汉武帝主动制造的,反映着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行动是有计划的。汉武帝构建的"大一统"王朝,不仅为其后昭、宣二帝进一步拓展有效管辖区域、完善西汉王朝的"大一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汉武帝构建起来的"大一统"王朝疆域的规模,也成为后代各朝显示"大一统"的比照对象。因此可以说,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不仅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也积极推动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最终形成。     

林语堂幽默观中的中庸与极端

本文解析了林语堂幽默观中中庸与极端的矛盾原因。认为林语堂对幽默之倡举是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生、改造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为初衷的。此举不仅对纠正中国文化两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现代文学艺术的多元化提供了新的思维视点与文体道路。     

林语堂幽默观的历史审视

林语堂对幽默的探讨与创建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他一方面把幽默放到话语产生与转换的结构域场中予以宏观阐释,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创作的层面上展开对幽默的具体解读。冷静、超脱与睿智,这是他幽默的基础。超越于知识分子道德与名誉的功利欲求之外,这是他敢于幽默的原因。“两脚踏东西文化”,这是他幽默与众不同的地方。鲁迅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的幽默观及其《论语》的批判,有明显的片面性。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思想来源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兼采诸家之长,吸纳、融合了墨、法、阴阳等家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时代特征。“大一统”理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顺应了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由此,在汉代政治初步实现“大一统”的同时,也逐步实现了思想的“大一统”。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刍议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公羊传》,并在理论方面进行了系统阐发和深化。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有两种内涵,在《春秋繁露》中,“大一统”之意,为以一统为大,而一统,就是三统中的一统,所以“统”为“统绪”之意;而在“天人三策”中,“大一统”有了“大统一”的蕴含,以迎合汉武帝雄才大略,欲统一政治、思想领域的需求。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汉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两种内涵皆有学者加以秉承和延续。随着历史的演进,“大一统”的“统绪”之意日渐模糊,而“大统一”之意占据了主流。     

论范晔的“大一统”思想

在《后汉书》的本纪、列传中,范晔通过对东汉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各少数民族历史及其政权兴衰的记述和评论,阐发了“大一统”思想。范晔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有晋宋更迭与南北对峙的时代影响,又与司马迁、班固思想的影响有关。范晔的“大一统”思想有助于刘宋时期“大一统”共识的形成,蕴含着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时代及自身认识不足,范晔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试论儒家“大一统”思想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内涵丰富,有两大要点：一是孟子提出的＂一天下＂,一是荀子论证的＂一制度＂。＂一天下＂是国家、民族统一理论,＂一制度＂是社会制度统一理论。在分裂与战乱时期,天下＂定于一＂是＂大一统＂的第一要求。完成＂一天下＂之后,紧接着提出＂一制度＂,是＂大一统＂的必然要求。＂一天下＂与＂一制度＂,是长久维持＂大一统＂的根本保证。＂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目标。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大一统\"具有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实践等多维意涵,其中的政治思想维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相关,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态和\"文化心理结构\"。从中国古代的\"华夷一统观\",到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观\",再到当下予以弘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一以贯之着\"大一统\"的脉动。\"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创新”范畴探析

谋取对创新的话语权,应把“创新”作为核心范畴构建话语体系。马克思恩格斯联系实践观揭示了“创新”区别“创造”在于“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人及其组织;其客体则只能是属人事物等。“创新”作为“真正的创造”,是通过使用“创立”“发展”“发明”“发现”“进步”和“新事物”等话语,从不同角度得到说明的。“创新”在本质上,是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创造性实践,其本质特征在于从主观和客观维度体现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