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科学”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删除了一段论述,其中提到的＂历史科学＂,在基本含义上其实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的科学＂的接续和推进。两者都是用来规范、指引、守护＂自然科学＂的,并标明自然科学作为＂人的科学＂的存在性质。由＂自然科学＂来想象＂历史科学＂而构造历史唯物主义,是依照近代哲学原则来规制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中建构了自律性。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阐扬这一自律性责无旁贷且迫在眉睫。     

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代“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

清朝中期以后,在＂苗疆＂地域的部分＂苗种＂的族群社会中,其群体意识中出现了强烈否认自身为＂苗＂的所谓的＂非苗化＂现象①＊＊。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解读,具体分析了导致出现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及社会文化等原因。并对前近代时期,由＂王化＂与＂教化＂所象征的中华帝国的双重＂华夷体系＂结构下的政治及文化边界等问题展开了初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清朝中后期各＂苗种＂社会在汉化过程中,其内部形成的差异导致的新的族群边界和认同的产生,其实是一种＂结构重现＂的现象,它与近代以后的＂民族＂形成与认同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历史关联。     

如何理解“一次性”历史事件

如何理解＂一次性＂历史事件是历史认识论中的重要内容。对此,秉承近代科学精神的思辨历史哲学将＂一次性＂历史事件视作决定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普遍规律的外在体现,因而其在根本上是一种严格决定论的做法。鉴于此种理解路径的根本缺陷,现代批判的历史哲学普遍要求直面＂历史事件＂本身,但却存在着将历史学家的个人主观性思想作为评判和把握历史事件的最终根据的倾向,从而难逃唯心主义的窠臼。通过坚持＂总体性＂的方法论原则,即将＂一次性＂历史事件纳入由多种关系构成的＂社会现实＂之中,并具体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解和说明＂一次性＂历史事件找到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官”强“商”弱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是官商难分,没有真正建立良性的官商关系机制。＂官＂始终处于其间,而且居于主导的地位。近代民族企业＂成也在官,败也在官＂。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和游戏参与者,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     

从“奇技淫巧”到“政治思想”——近代中国人“西学东渐”发端之浅探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由国别史走向世界历史,由闭关自守到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从被动接纳到自觉学习,从鄙视西方器物的“奇技淫巧”到主动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近代知识分子主动考察西方社会,可以称作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肇始,考察这段历史可使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时的状态,更加清晰的看到从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现阶段不宜提“促进民族融合”

遵循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现阶段不可能＂促进民族融合＂;尊重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历史上不可能有＂民族融合＂;尊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的现状,我国现阶段不宜提＂促进民族融合＂。     

萨维尼“民族精神”说的政治智慧

德国历史法学派与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创始者萨维尼之所以反对在当时立法,并非完全基于＂民族精神＂说。《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使命》的伟大之处,恰恰是在法律语言下隐藏着更高远的智慧：一个统一的私法法域有利于推进国家统一;但当这个私法法域还未真正形成时,如果草率立法反而有可能造成孕育中的统一法域的分裂。     

商本主义思想与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广告的产生

商本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诞生的思想基础,是近代中国商业广告滥觞的内因。明末清初注重经世致用、以＂明道救世＂为学术宗旨的实学,是近代商本思想的启蒙。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思潮奋然兴起,为兴办洋务事业作好了理论铺垫。到了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兴起,标志着近代中国西学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而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事及民用工业,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中国＂重农抑商＂的观念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工商业及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重商主义的商本思想也相伴而生。洋务运动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突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本主义的思想桎梏。而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广告的诞生以及对广告应用性研究的重视。     

科尔的“德国政策”与“统一外交”析评

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统一,虽然是由诸多历史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联邦总理科尔无疑扮演了一个＂引导者＂的角色。这位＂富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在其执政后审时度势,制定了比较务实的德国政策;他还充分借助了日益缓和的国际局势,积极地开展多边外交,在缓和东西方敌对局势的同时,稳步发展两德关系,增进民族认同感。他尤其能够牢牢抓住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这一＂历史机遇＂,凭借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果断地对民主德国开展统一攻势,以及对四大国尤其是前苏联灵活地推行统一外交,最终促成了德国的再次统一。     

评马克思主义“乘虚而入”说

马克思主义＂乘虚而入＂说否定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问题上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是一种以唯心主义历史观来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社会思潮。     

近代“教育救国论”述辩

本文认为,对教育救国持完全否定态度是片面的;文章概述了我国近代教育救国主张的历史发展并加以辩析;指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长效性事业,虽然在某些特定时期救不了国,但它通过培养人才而＂兴国＂、＂强国＂的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因此,近代教育救国论基本上是与历史潮流发展相合的。     

中国近代的纪年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历史纪年问题,是一个关系近代中国的政治、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学术命题。清末民初出现的孔子纪年、黄帝纪年、民国纪年,记录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族感情、政治走向和文化情怀。所以,近代中国的纪年不仅仅是时间的标志,也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文化象征,还包括国家民族的一体性和历史纪年的一体性。从汉武帝的＂建元＂开始,中国人对时间的意识和认识以及对近代化的探索,无不蕴藏于历史纪年的时间标记之中。     

“Horse”国俗语义的英国文化考量

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语言单位,特别是词语,体现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从昔日庞大的英帝国兴起直到现在,马在英国军事历史和英国民族的生活中都起到重要作用。基于马在英民族文化具有的独特形象意义,从马的英语语义和习语、历史文学和英国民族的体育娱乐生活三个层面探讨英国的＂马文化＂。     

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看民国“训政”

孙中山作为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并成功地建立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建立＂民主＂与＂宪政＂则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中最为基本的内容。孙中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把革命后建立的民国的政治建设过程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支撑着他的三阶段建设思想的哲学基础正是＂知难行易＂学说。     

文化核心与民族认同的思辩——兼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文化的核心应该包括人们的价值观、语言、宗教、传统以及习俗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不同范畴、不同层次特点的人类社会群体,是一个由浅层的文化和深层的民族意识组合起来的共同体。民族与文化密切相关,民族人民创造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体现民族特点。文化认同可以促进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产生和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条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国际间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再是＂国家＂,而是植根于过去宗教渊源的＂文明＂。所以,文化核心在民族认同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泽厚“人类学本体”与塞尔“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之比较

李泽厚和塞尔都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在哲学研究领域都有自成体系并都有很多独特的见解。他们二者都承认＂社会实在＂的存在并对现实发生作用。但李泽厚的逻辑以＂实践＂出发通过＂经验变先验、历史变理性、心理变本体＂,强调＂积淀＂后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而提出＂社会的人化＂的现实目的;塞尔则强调＂意识＂的作用,特别是对＂集体意向性＂在＂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构建中的作用大为提倡。比较而言,以社会的存在来说,前者的逻辑路线从本体论意义上讲,遵循着＂由外到内的、由实践到心灵＂的过程;而后者则强调＂从内到外、由意向性到社会的实在的过程＂。另外二者对于语言同社会实在的关系的阐述中,后者对语言的地位评价较高。     

从“亡国史”系列作品看梁启超对近代朝鲜的关注

梁启超很早便敏锐地意识到朝鲜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虽并未去过朝鲜，但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内部发展动态及其与中国乃至日本的关系演变，并写下诸多关于近代朝鲜历史发展的文章与诗作，分析朝鲜灭亡的原因，惋惜其历史文化的湮灭，以提醒中国须警惕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梁启超“朝鲜亡国历史”系列作品纷纷被介绍到朝鲜，影响和鼓舞了近代朝鲜更多有识之士投入到拯救民族危机的战斗之中。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花儿”研究

文章以林县＂花儿＂为田野个案,通过＂花儿＂这一本来并不统一且各地异称的民歌形式,探究民国后＂花儿＂的历史形成、演化和国家化的过程。特别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个人的博弈实践,以及＂花儿＂文化传统如何发生变化,逐步成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再造物＂乃至＂国家＂的文化工具;讨论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意识的影响以及体现在文化展演过程中的音乐变迁;从当代国家中的花儿音乐社区组织、文化申遗工程等方面理解＂国家＂如何参与＂花儿＂和＂花儿会＂概念的建构,以及地区经济为主导的地方文化发展背后传递的国家意识形态和音乐＂国家化＂的过程。     

“中体西用”思想评析

中体西用思想针对近代中国社会与民族危机的现实,从认识和实践上紧扣近代化的历史主题,形成近代变革思想的主流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促成和指导了早期工业化运动,使之构成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一个合理的组成部分     

从《月华》看民国时期回族知识群体的国家意识

近代以至民国时期,伴随世界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回族新知识群体的国家意识达到空前高度。以《月华》杂志为代表的一系列回族刊物充分表达了回族知识群体的＂国家意识＂内涵,体现出回族的追求自始至终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族对民族自身发展方向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对近代以来回族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国家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