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探寻国族复兴之路：边疆安全与西北开发——以《新亚细亚》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降,伴随着列强对我国边疆的不断蚕食,边疆民族危机日深,在此背景之下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边疆研究思潮、西北开发思潮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笔者拟以《新亚细亚》这一边疆研究月刊为对象,考察抗战时期民族主义、边疆研究、西北开发这三大思潮在国族复兴这一时代使命下的契合。     

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无论是海外还是大陆,无论是学者、政界领袖还是下层民众,对此都予以了广泛的关注。数量可观的研究民族主义的论著得以出版,如罗志田的《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李世涛的《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王春霞的《“排满”与民族主义》。反映民间、民众民族情绪的成果有宋强、张藏臧、乔边等著的《中国可以说“不”》、李希光的《…     

论《蝉蜕集》的思想内涵与叙述方式

1945年苏雪林以明末清初抗清复明仁人志士故事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集《蝉蜕集》.作为作者唯一一部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运用多种现代叙述方式,宣扬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与天主教精神,并对当时社会问题和黑暗现实进行了反思.小说在当时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应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     

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之辨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对文化自觉的提倡很容易理解为一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崇尚.在厘清“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文化立场、表现形态、思想旨趣三个方面辨识两者的异同,旨在探讨如何引导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走向民族文化自觉.     

抗战时期话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纲

抗战时期,话剧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或促进,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并受制于历史和时代的具体性、话剧生存发展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综观之,战争灾难与政治纷争仍然是最具影响力和现实意义的先决性因素,在此条件下,战时道德重建及其关联的中华民族情感认同、“国民性”批判与中华民族精神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性内容和世界性眼光等,也构成了我们理解抗战时期话剧中的中华民族观念和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视角与内容。鉴于此,可以从战争、政治、伦理、精神和人性这五重维度来集中考察抗战时期话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深刻关系。这五重维度并非各自孤立,而是彼此依存、复杂交融的,且均与剧作家关于“人”的现代性思考与表达有关。     

孙中山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

本期在孙中山的研究方面刊登了彭树智教授的《孙中山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一文,此文与上期发表的张岂之教授的《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一文虽然探讨的角度不同,但人们不难从中看出,孙中山的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本文是作者近著《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的一章,主要研究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亚洲民族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作者从世界历史一体化的宏观史学角度,考察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特征,比较了它同甘地主义、凯末尔主义的异同,探讨了它对苏加诺主义的影响,认为它以“革命民主型”的风貌而置身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之林。孙中山民族主义之所以具有“革命民主型”的风貌,在于孙中山是顺应世界进步潮流的“与时俱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于他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同时,也在于他始终根植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他的“大亚洲主义”就是坚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对“西欧中心”和“世界主义”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观,与整个民族主义融为一体,超过了同时代亚洲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水平。     

“吉田主义”的深度解绎与哲学思考——读郑毅《破解困局的智慧——吉田茂政治思想研究》

对于吉田茂,以前只知道他是日本战后的首相,对于吉田主义,以前只知道有这样一种说法,而对吉田茂其人,对吉田主义之内容,却不甚了了。日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得以拜读了郑毅教授的《破解困局的智慧——吉田茂政治思想研究》一书,开始对吉田茂和吉田主义有了较系统的认识。初看吉田茂,无论是从政治还是民族主义立场,都起码是一个可憎的人物：他反苏反华反共,追随美国,     

君子对待善恶政治的伦理抉择——《论语》和《左传》中“子曰”比论

《左传》中一段“子曰”对“泄冶死谏”的道德评判,看似与孔子一贯的伦理主张不合,乃至有些学者怀疑这里的“子曰”并非孔子的言论。但经过分析尤其是通过与《论语》中类似“子曰”的比较,它与孔子的思想没有矛盾,而毋宁是体现了孔子评价政治伦理行为的慎重态度及其评价本身的复杂面相。围绕君子如何对待善恶政治这一主题,进而分析了《左传》中其它几段“子曰”,以作为佐证说明,它们可以与《论语》的相关思想互补,从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旧制度”与“大革命”:马基雅维利的中国时刻

1905年,梁启超写下了《开明专制论》,依托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科学",梁启超力图克服自由主义宪政原则的危机。梁启超以马基雅维利的视域理解古典思想,改变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现代性具有自身之"体","新君主"的政治品质必须基于现代新"体"的德性理解。通过对古典思想的重新定位,梁启超与古典立场发生了决裂。然而,梁启超以马基雅维利克服卢梭,毕竟无法突破现代性的原初视域。重新揣摩《开明专制论》的写作用意,有助于反省现代中国的立国根基。     

民族主义研究的话语转向——谈杜赞奇的民族主义研究

基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等作品中对已有的关于民族主义研究以及线性历史观念的批判,以及这些批判所产生的理论背景的分析,认为杜赞奇的民族主义研究具有话语转向的意义。同时,对其核心概念“复线历史”的意义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含混的文化民族主义:叶芝早期文化取向的症候式分析

叶芝早期创作显示了抵抗英国殖民主义文化和弘扬爱尔兰本土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写作立场,但在这种文化立场中,叶芝的言说和文本中存在着诸多早期文化取向的症候现象,如失误、矛盾、缄默和缺失等。通过对这些症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叶芝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中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含混性。这归因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叶芝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独特社会阶层归属和文化认同。     

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创业史》的评价问题,内在地关联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和文学史叙述重心的转移。与"再解读"理路的思想局限一般,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亦不在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柳青写作《创业史》的根本意旨,从而存在着评价的"限度"。而以"历史化"的方式重返彼时的文学"现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脉络中发掘《创业史》与时代社会想象的深度关联,是克服评价的"限度"的必要方式。由此可知,塑造带有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感情及新性格的"新人"形象,以之"应和"新时代对于意识形态主体的询唤,是《创业史》的重要命意。此一思路,亦符合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逻辑。     

《罗克珊娜》：英国18世纪的网络文章

通过对中国当代网络小说《致命偷腥》与笛福的小说《罗克珊娜》之间的比较,以两者之间在写作背景和写作内容的诸多方面,如：真实性、标题的吸引性、色情、连贯性等方面存在着的极大相似性为基础,以中国现代人的立场来对《罗克珊娜》进行评价,认为在18世纪的英国《罗克珊娜》只不过是类似中国现代的网络写作一样的商品而已。     

浅论《诗学》中的“摹仿”理论

面对历史文本,只有深入研究留存下来的那些宝贵材料,尽可能客观地理解和再现作者当时的写作语境,才能使对其思想所进行的阐释、概括和评价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结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摹仿说”进行了梳理。对摹仿的思想渊源、摹仿的定位、摹仿的认识论基础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     

马克斯·韦伯社会发展观浅析——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

在思想的竞技场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不同的思想家给予了不同的解读。作为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可谓是独辟蹊径,从新教伦理的视角切入,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历史发掘,阐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缘由。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重拾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脉络,对于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将大有裨益。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更详细更具史实的研究,说明了政治斗争在朱熹的思想和道学的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理解政治文化与党争对于理解朱熹等道学士大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全球化视野中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

正确看待全球化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促进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包括实现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健康发展的关键。全球政治伦理只能是建立在多样性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相互对话和重叠共识基础上的全球性政治伦理意识和政治行为规范,我们应积极寻找对策,促进这种共识性的全球政治伦理与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启蒙立场的民族主义宣言——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新解

梁启超出于忧国忧民的认知与情怀,在《少年中国说》中表达了一种启蒙立场的民族主义。忧国之心生发其民族主义的救亡呼吁,忧民之心昭示其民主主义的启蒙立场。致力于国家救亡的民族主义意识与致力于民众启蒙的民主主义意识交相并存,贯穿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个主旋律都在此文中回旋激荡。学界应该重视此文发自启蒙立场的民主主义内涵,借以引导读者思考现代国家的少年应是怎样的少年、应该具有怎样的国民品质。     

《香奁集》的编录与唐末回忆性书写

唐亡前后,唐末重臣韩偓将自己的艳诗旧作编为《香奁集》。政治地位显赫的朝臣在晚年结集保存自己的艳诗,在中国历史上是特例,对个中原因,一般从政治隐喻、歌咏情感等方面进行解释。本文认为编集原因有二：一是唐朝末年的战乱和社会剧变、个人处境的变化促成了回忆性书写,而辑录艳诗成集是这种“怀旧”的组成部分;二是9世纪下半叶,随着进士出身的新型精英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力量,士人群体对“风流”现象及其书写的认识和评价发生变化,使保存艳诗更能被接受。在这两个背景中考察,《香奁集》是一部唐末士人怀念已经逝去的太平年代的作品,它通过回忆“风流文化”来保存、延续唐代的政治文化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