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明末言情小说观及其发展段落

明末社会思潮的特点表现为：清除积弊、重振纲常、讲求实用，由以救亡图存。面对内忧外患，士人中间产生了忧亡心态并渐趋深重。其时文化思潮亦相应发生变化，因此，言情小说创作汇人挽救国家危亡的思想潮流之中。明末言情小说观的基本内容是“情史观”、“情教论”和“清政说”。强调言情小说有与史书相同的地位和价值；倡言其教化人生、淳厚风俗的功能；并对政治起着讽谏与辅翼的作用。从万历四十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12－1644），言情小说经历了三个时间段落：“理论准备期（1612－1620）”、“理论表述期（1621－1624）”和“创作倾向体现期（1624－1644）”。     

论明末言情小说观及其发展段落

文章对明末言情小说观的基本内容、发展轨迹、形成原因，及其理论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和分析。明末言情小说观的发展，呈现三个段落：理论准备阶段、理论提出阶段、创作体现阶段。明末言情小说观念的出现，受明末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士人心态变化，与整体小说理论批评的变化有关。小说观念的理论表述和创作倾向的体现并非同步，但二者却能最终达到一致，这归根结底还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密切相关，为其所决定     

郭店儒简“性”、“情”说探微

孔子把人之真性真情作为“仁”的基础 ,郭店儒简的“性”、“情”说是“接着”孔子讲 ,其内容包括以“天”为根源的“性”、“情”观 ,以“性”、“情”为基础的人 (仁 )德观和以“习”、“道”为机制的“性”、“情”涵养观 ,最终将人之“心”、“性”、“情”定位于价值的论域 ,而接近于孟子。从思想特征看 ,它是上承孔子仁学义理的早期“弘道派”与接受仁学义理熏陶的治《诗》派、礼乐派思想的初步结合。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徐新建教授访谈

从2010年6月第五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年会的举办,尤其是2011年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开题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走向从“破学科”的边缘批判走向创建新兴交叉学科理论模式的新阶段.其中,“表述问题”成为了反思以文字为中心之“文学”观的理论起点和回归人类多元表述,尤其是如何“表述中国”的新契机.对此,学者们纷纷从案例、学理和方法等层面展开对话.本文围绕表述问题进行,也是这些对话的呈现之一.     

自然与道德的张力：钱穆性情观刍议

在郭店楚简问世之前，钱穆已经发现先秦与后儒性情观的不同，构造了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性情观。然而，碍于思想体系的融合性，他从历史维度造就的这种性情观往往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从哲学视域切入，我们发现，钱穆的性情观呈现为“性中含欲、情”的静态内涵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的动态关系。在人生界中，性与情其实处于同一个层次。这就消解了其形上、形下的区分，其实是将“性—情”的对立转换成了“情—欲”的对立。在钱穆看来，只有与物相接，才能产生好恶，进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产生道德。性、情被拉入人生界之中，蒙上了一层经验实然的“面纱”，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超越与现实的间隙。然而，钱穆将性看作出于自然成为性能，将情看作情实和情感，实际上混淆了性、情的自然性和道德性。因此，性善和道德的绝对性就成了问题。自然与道德的张力，同时也呈现出钱穆性情观的局限。     

现代言情小说的文化因素剖析

现代言情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 ,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类小说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 ,它使得作品投合了广大市民的审美心理。对情的描写与表现投合了中国这个重情国度人民重感情、重家庭、重人伦道德的欣赏心理 ;将“情”表现为“怨”、“哀”、“悲”是和中国人“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及中华民族属含蓄内倾情感型的女性化偏向性格有关 ;这类小说的结构方式———按照故事发展的脉络来结构小说 ,是和中国人的线性思维方式分不开的 ;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才子佳人”的人物形象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善合一 ;从审美旨趣来看 ,言情小说几乎是按照广大中下层市民的欣赏口味进行创作的。     

从"言情"到"社会言情"——晚清民初言情小说的艰难跋涉

中国言情小说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对"情"与"社会"的描写在小说中经常是不协调的,往往是重视"情"的时候忽视了"社会",而重视"社会"的时候忽略了"情"。妥善解决二者关系并处理好分寸的便是民初小说家李涵秋,他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作为贯穿小说结构的纵横两线,解决了言情小说忽视对社会正面描写的弊端和社会小说缺乏一根贯穿始终主线的缺点,开创并完善了社会加言情的小说写作新概念,集晚清和民初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的长处,形成了社会言情小说新模式。     

言情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嬗变

一所谓言情小说,当指以男女情爱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它作为一种小说体裁,发轫于明末而盛极于民初。在数百年的发育过程中,它孕育出了《玉娇梨》、《玉梨魂》、《广陵潮》等惊世之作,更以《红楼梦》为巅峰雄视文坛近两个世纪。民国初年,文坛几成言情小说的一统天下,出现了“无情不成小说”的形势,作家们在情字上大做文章,一时间苦怨奇幻、哀惨谐趣诸般情感铺天盖地,徐枕亚、吴双热、周瘦鹃、包天笑、李涵秋、张恨水被公认为“此中圣手”。五四以后,世风大变,观念日新,言情小说的主题与模式遂失去了生命力,它需要与时代同步,…     

对灌输论不同对立观点的辨析

当前 ,学界对于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进行了争论 ,存在几种不同的对立观点 ,如“方法观”与“理论观”、“外在观”与“内在观”、“过时观”与“发展观”。通过对这些观点的辨析 ,可以明确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在新的世纪里仍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 ,并积极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理论灌输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也谈如何理解中介范畴

矛盾中介不同于联系中介。中介依对立面的存在而存在,没有矛盾(对立)中介便失去了其性质和意义。“一分为二”是矛盾规律的朴素表述,“一分为三”只是矛盾的一种解决方式,而不是其普遍存在状态。只有深刻理解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性质,才能准确地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和中介观。     

论晚明清初小说理论中的“情”

“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公孙尼子《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这是最早以“情”解释文艺的本原的说法,《诗大序》表述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又是文艺批评的尺度之一: “丽靡过美,则于情相悖。”(挚虞《文章流别论》)“情”也用来概括文学的基本内容,《文心雕龙》“情采”篇就以“情”指内容,“采”指形式。由“情”,还生发出“情性”、“情志”、“情兴”,“情致”、“情趣”、“情境”等一系列概念。     

冯梦龙的小说理论与《三言》

张志合在《四川师范火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4期上撰文探讨冯梦龙运用其小说理论进行实践时的成败得失。他的论述为小说史研究拓宽了境界。张文指出:冯梦龙“重视的是小说可以‘醒人,‘醒天’的社会作用”,“小说甚至胜过经书史传”。冯梦龙基于“情教”思想,强调不悖情,情合于理,并怀抱“醒人”、“醒世”、“醒天”之志来整理、编纂“三言”。冯梦龙还提出了小说的真赝说,论证了“真”、     

以情抗理 以情役律──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

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包括“情生诗歌”的情本论、出生入死的情感超越论、以情抗理的情理观和以情役律的情形（形式）观,分别解答了情感与艺术、情感与现实、情感与理性、情感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其对美学主体性和个性解放的热切呼唤,代表着时代的美学潮动和精神脉动,由此而昭示出其在明清情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冲破家庭牢笼束缚 走向社会广阔天地——中国近代言情小说的演变

中国近代言情小说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起初还是停留在"情"的小圈子里,只注重个人的感受与体验,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言情小说才逐渐走出个人内心世界的狭隘范围,作家们也不再单纯为了写"情"而把社会作为简单的背景,开始将自己的感情与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认识到言情不能不言社会,使言情小说具备了向社会言情小说转变的条件,同时,近代言情小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疏离传统:论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审美风格

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由于抒情因素的增加而具有强烈的表现意味和主观色彩 ,在客观上符合了现代小说“文以传情”的审美追求 ;对“情”的具体描写也不再含蓄蕴藉 ,而是着力刻画渲染 ,不加节制 ;出现了大量结局悲惨的小说。这些审美特征都背离了传统美学追求和谐中庸、以理节情的既定规范。     

略论刘勰的情感美学观

本文认为 ,刘勰的情感美学观以“情文”观念为本体依据 ,在情与物的关系上申明情物互动而突出“情观”意识 ;在情与形(形式)的关系上讲求情辞一体而强调“文辞尽情”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提出情理同致而强调“理融情畅”。     

林纾的言情小说观

林纾的言情小说观主要有二:其一,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时代立场上认识到“男女之爱,全球皆然”,只认同异性之爱;其二,提倡理想的英雄侠客性格为铁骨蓄柔情,“天下爱情束缚英雄,能令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的观点。没有科学的实践观,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下面就这个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对实践的含义和内容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和科学规定。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客观的活动”;列宁把实践称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认为实践是联系主体与客体的“环节”和“交错点”。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把实践的含义科学地表述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指出实践就是“做或行动”,是“人类     

成长取向的教育目的观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综观古今中外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可以总结为三大类,即“塑造”观、“生长”观和“成长”观。“成长”观是以人的健康成长为首要目的的教育理念和以学生为本的目的观,其关照点主要是以学生(不排除教育者获益)各方面的成长和收益为指标,其判断标准即是每个具体的学生是否获得了健康成长。成长取向的教育目的观与塑造观与进步主义的生长目的观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鲍桑葵的自由观及其宪政意义

鲍桑葵在关于国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明确提出了自由的消极概念和积极概念,并且通过两种自由的关系集中表述了其以消极自由为基础、通过积极自由完善消极自由的自由观。鲍桑葵的自由观决定了他的国家理念和宪政设计。鲍桑葵把国家视为“我们生活的飞轮”、“一个有效的生活概念”,与这种国家观相匹配的宪政制度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小政府”,也不同于国家主义的“大政府”,而是国家和社会双重权力结构的“自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