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民俗学发展述略

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发端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之后分别在德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中国民俗学产生于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时期,几经演进与波折,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复兴之路。     

论鲁迅的民俗学观

论鲁迅的民俗学观刘玉凯在研究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的时候，我们也许较少从民俗学角度去看鲁迅。但是如果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掉鲁迅的贡献。这一事实足以诱惑我们有兴趣探讨鲁迅的民俗学观。的确，鲁迅并不是严格的民俗学者，他生前从未以民俗学者的...     

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现状刍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地位已基本确立,民俗学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民俗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广泛,层次日益深入,质量日益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方法论也正逐步形成.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1)民俗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宣传与普及有待进一步加强;(2)基础理论研究虽说有了长足发展,但远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3)民俗学专业人员不足,专业研究机构不够健全.     

浙江民俗学工作的历史、现状及今后应致力的事项

本世纪三十年代,浙江曾作为民俗学运动的一个基地,在现代中国民俗学史,乃至东亚人民文化研究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能否将这段历史归因为某几个人的作用、或推论为某一地区民俗学活动转移的结果?我们说,这样看,显然是不妥当,至少是不全面的。科学地研究当时浙江文化环境的形成,就不仅要分析这一环境自身,而且     

重构民俗学基础理论

中国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近来一些民俗学同仁仍存忧虑,如对民俗学研究方法不作改进,对基础理论不作更新,民俗学将失去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及价值。本文经对民俗学历史及现状的反思,认为民俗学研究应坚持主客体统一、具体与抽象统一、文化整合的原则,并由此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     

功夫在诗外:戏曲、歌谣和民俗学对顾颉刚"层累说"的影响

20世纪以来新文化运动促使民间文化研究骤兴,影响波及史学领域.顾颉刚作为新史学的代表,将这种影响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阐释.他将戏曲、歌谣和民俗学中所特有的故事演进形式别出心裁地运用至古史传说研究中,这不仅为其"层累说"探寻到演进方式和内在意义,而且对其后来的古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都有一定影响.顾颉刚这种创造性史学方法的产生受到了胡适的启发,而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也留有些许遗憾.     

民俗学现代流派研究

本文立足宏观,对民俗学的起源、形成及民俗学流派研究之现状,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论述。总结归纳了国内外民俗学研究的现状,并着眼于未来,对民俗学的发展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瞭望,指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新体系,尚需进一步不懈地探索和努力。     

风俗与民俗：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史学根性和民族性

受顾炎武风俗观影响,晚清新史学的"民史"观赋予古语"风俗"以新意,有了民族性的内涵。以俗观史、以俗证史、以俗写史,成为邓实等人风俗著述的基本特征。同时,受英文Folklore的影响,古语"民俗"也有了新意。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助产士,更多指陈民间文学的"民俗"同样有了民族性的意涵。在20世纪前30年,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出现了风俗与民俗的混用,最终民俗胜出。然而,在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全面莅临之际,史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根性。因民族性而衍生的国家属性使中国民俗学有了独特的轨迹和品性。     

福建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民俗学运动于“五四”前夕在北京大学兴起，１９２７年以后民俗学研究中心转移到广东中山大学。在由北向南转移过程中，１９２６年前后，厦门大学云集了一批全国知名民俗学研究者，开展了福建民俗调查与研究，成为这一过渡时期全国民俗学研究的中心。     

“中大民俗学会”在中国民俗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本世纪30年代“中大民俗学会”的创立及其刊物《民俗》周刊和民俗系列丛书的相继面世,是中国民俗擘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该会学者对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考察,对外国民俗学派的系统介绍和“民俗学传习班”的开设,揭开了中国民俗学史新的一页;不但拓宽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培养了专门人才,而且普及了本学科的知识,扩大了在国内外的影响,为加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民俗学文献资料。     

鱼木寨“坐活夜”民间习俗的文化意蕴略探

土家民俗“坐活夜”承载着复杂丰富的文化蕴含。这种用丧仪来进行的寿诞习俗极有可能留存了原始时代弃老厌老的影子,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老者人生价值的增长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野蛮血腥的味道。类似“坐活夜”习俗在其它民族民间习俗也曾经存在,但早就消失,而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湖北利川大兴乡的鱼木寨仍然留存。其中的原因大概主要与鱼木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以及土家文化独特的生死文化观有关。土家人对生与死、悲与喜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辩证认识以及重死乐生的文化精神,可能直接导致这种用丧仪来祝寿的习俗流传得较其它地方更为久远。这种独特的文化习俗没能继续传承的原因则与“坐活夜”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当今社会的逐渐丧失密切相关。     

论小说《香河》的民俗学价值

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的民俗学价值大于文学价值,它再现了兴化乡村原生态的纯与美,记录了大集体时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翔实描摹了里下河地区的风俗民情,自如地运用了兴化的方言土语。在城市化进程的大潮中,《香河》所展现的里下河地区乡村风情,因其原汁原味、真实细腻而显得弥足珍贵。     

土家民歌"啰儿调"衬词破译

土家族民歌"啰儿调"的民歌衬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古老社会遗留下来的原始信息库,本文联系当地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对"啰儿调"不同种类的衬词进行解读,破译这些源远流长的原始密码.     

土家民歌“啰儿调”衬词破译

土家族民歌"啰儿调"的民歌衬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古老社会遗留下来的原始信息库,本文联系当地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对"啰儿调"不同种类的衬词进行解读,破译这些源远流长的原始密码。     

中国民俗学理论的新建树——对“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理论的探讨

钟敬文先生提出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学术命题,对于中国民俗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有些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依然保留得相当完整。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相互融通,构成多民族的中国民俗文化。     

土族民间宗教"勃"及其民俗功能分析

“勃”是流行在青海互助等地的一种原始的民间宗教活动,是土族富有敬畏和崇拜意识的世俗节日,展示了土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与传承。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乡姚马村的“勃”为例,对土族民间宗教的民俗功能进行探索和分析,进一步研究土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     

“左转”中的民俗叙事模式探讨——以丁玲文学作品的婚姻民俗叙事为例

现代文学"向左转"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而民俗叙事始终主动参与并推动此进程。丁玲是其中转得顺利成功的典型作家。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丁玲始终以女性的视角,采撷婚姻民俗参与作品叙事,赋予作品以生活质感和历史厚重感,为我们总结现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婚姻民俗参与范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正红旗下》民俗文化论

《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直接描写满族生活的作品,其满族民俗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其中,语言习俗方面的满语遗存,北京话的运用,与骑射习俗有关的八旗制度,辫子、旗袍等服饰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称谓、礼仪、育儿等方面的习俗,尤为突出。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不但记录了他早年的生活,更倾注了他对自己民族的全部热情。     

按社会情境界定当代中国民俗之“民”

民俗之“民”,即民俗主体的范围,在中外民俗学史上一直是引起争议的问题,近年来尤为引人关注。从区分社会情境的角度来界定“民”的范围,可将社会情境分为两种类型:生活情境和公务情境。生活情境中的任何人都是“民众”的成员,生存在民俗模式之中;而在公务情境中,人会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契合自己此时的公务人员身份。生活情境可进一步划分为文化背景与现场处境两部分。情境分析法也是一种很有解释力的民俗研究方法。     

发现故乡：论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视野

研究者多将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对故乡＂民俗＂的呈现视为是一种客观写实性反映,却忽略了乡土小说创作与这一时期＂民俗＂概念的引进、作家＂民俗＂视野的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究其底乃是对＂民俗＂这一概念的历史性缺乏敏感。因为＂民俗＂是一个现代概念,把故土的种种行为方式、生活习惯视为＂民风民俗＂来进行写作和评论乃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对＂民俗＂视野建构过程的分析将深化对乡土小说现代性内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