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先秦秦汉时期的“夏”“夷”观念

先秦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的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十分模糊,比较发达的是"夏"夷"观念。其核心是中国即天下,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为"夷狄"。这种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既有促进民族融合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也有不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弊端,尤其妨碍了对先进文化的吸纳和近代外交理念的建立。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论析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性善论"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德治"思想,把以"德"治天下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统治手段和管理模式.分析这一古代传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与互补.     

《周易》时空观念对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的影响

《易经》是中华智慧的宝库与结晶。它蕴含的哲理是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形成的基础。本篇论文以《周易》打破时空界域限制的意象时空观念为切入点,分析中国绘画特殊的观察方法"散点透视"的产生和其对中国绘画艺术理论、艺术实践的影响,进而促使中国绘画形成集意象之美、意境之美、和谐之美、"一画"之美于一体的境界表现。这一传统理论虽已时隔千年,至今仍对中国绘画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清前期政权统治合法性建构与整合

清前期政权是带有准国家性质的地方政权,受传统“中国观念”的制约,建构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是维护政权存在与稳定的首要任务。在努尔哈赤时代,一度通过强化满洲民族认同来塑造对后金政权的认同,构建统治的合法性,但是由此产生的激烈民族矛盾,削弱了政权统治基础。皇太极时代,在“中国观念”的影响下,清前期政权经历了从“属国”到与明朝争夺天下的不同定位,从而完成了统治合法性的建构,为入主中原、重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先秦两汉“节”观念的嬗变及其社会意义

“节”观念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盛行于两汉。其内涵在先秦两汉之间有着重要的转型,具体表现在：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的“士节”强调士对当时贵族阶层的个体效忠,至两汉则转变为对国家效忠的“臣节”,进而拓展成为女性效忠丈夫及彰显于社会的“女节”。至此,“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而多元的社会伦理范畴,与“忠”“孝”“义”等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并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起到了强有力的维护作用。     

先秦两汉空间观与权力的空间化——从“空”、“宇”、“天”的语义演变到“天下”观念的构建

考察"空"、"宇"、"天"等与传统中国空间观念密切相关的汉字在先秦时期的造字本义和语义演变以及先秦两汉关于"天"及"天下"的观念建构,可以发现,先秦两汉空间观的发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具象实践到抽象理论再到权力表征的发展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秩序逐渐被纳入空间认知中,空间秩序、空间关系逐渐成为权力的表征,尤其自秦汉始,权力的空间化不仅体现为帝制中国的疆域扩张,亦表现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秩序,并深刻影响了艺术创作尤其是传统文学、绘画艺术的基本内容、表现方式乃至审美批评。     

"五色"理论探微

“五色”理论是中国古代装饰用色的核心理论 ,历代统治阶级对这一理论均很重视 ,并影响了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审美观。它沿用了数千年 ,贯穿整个中国古代装饰史 ,直至今天对现代装饰用色的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影响。因此 ,对它的内涵的了解 ,对它与古代“五行”观念、等级观念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它的美学意义的阐释是探讨中国装饰史不可缺少的工作。为此 ,笔者结合古文献与工艺美术实践对“五色”理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 ,重新审视某些传统用色观念 ,从中发掘出能够启迪现代艺术思维的审美思想     

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古代的“中国”是涉及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对于古代与中原政权并立的民族政权哪些可算做中国,学术界大体分为“上溯法”和“下叙法”两大派,至今无法达成共识。我国先民们对“天下”、“国家”、“中国”的认识,同现代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从现代法理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理念去解释中国古代的邦国问题,把古代的“中国”与现代法理意义上的中国等同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去解释历史上各民族政权与中国的关系,那么必将陷入进退失据的窘态。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是宦官与士人在国家行政中的矛盾所引起的,既反对宦官的弄权,又翦灭士人的结党;两相对峙,却使得桓灵时期的选举制崩解,其原因则源自宦官的私天下与士人的公天下之治国理念的分歧,而其本质则是桓灵时期社会人口的膨胀与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折射。这一矛盾作为古代历史的"长时段",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形成了古代中国王朝频繁更替的本质原因之所在。范晔对于党锢事件的认识,影响并拘囿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即关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价值。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