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向心力”制度偏好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方向

"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地缘政治环境孕育了中国长期统一的政治生态,进而内生出了迥异于西方的"政治向心力"制度偏好。中国古代的朋党之争、三个华人社会的体制比较以及"明星村"治理结构的案例分析证明,"政治向心力"的制度偏好并非空穴来风。当代中国继承和发展"政治向心力"传统,必须与发展民主法治相结合。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联邦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是世界上很多大国都要经常面对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国家的联邦制度是处理这对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联邦主义作为这种制度的理论依据和政治主张，最早源自美国，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一种对中央集权的强烈要求。当今世界上有很多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在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上不仅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而且还有很多深刻的教训，它们是世界各国实行政治改革的重要知识财富。中国今天面对政治改革的任务，要坚持国家统一和保证长期的社会稳定，关键也要处理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这方面联邦主义的成功经验：强…     

“托孤政治”对任期将满领导干部的鉴示

"托孤政治"是中国古代出现的独特的政治权力交接方式和官僚体系运作模式,是中国大一统政治设计的必然产物,也是血缘继承制度和中央集权政治杂糅并济的逻辑必然。中国历史上共出现过"冲龄即位""迭代托孤""闪电托孤"三种"托孤政治"模式。在官员任期制度下,"托孤政治"所传达的权力交接方式和官员遴选模式对于留任干部、平调干部、提升干部、即将退休干部、任期将满时被免职干部和犯罪干部提出了鉴示。     

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中国税制改革新的里程碑

<正>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收体系的改革。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统一企业所得税制度,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是1994年税制改革的     

中国政治认同的“接续”与“重构”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表现为一种接续式的重新建构,是在历史继承中赋予政治认同以现实的新内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已经使中国摆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模式,社会发生深刻和巨大的变化证明了改革具有革命性质,它不可能不对政治认同产生影响。然而,当代中国改革的指向"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改变建设模式和发展的体制机制。这就决定了政治认同的重新建构不能选择脱胎换骨的路径,社会主义制度内核的保留和建设模式的创新相统一,成为政治认同重新建构路径的理性选择。     

规制是国家政治建设的灵魂

从反腐败的整个社会条件看,推行包括财产申报制度在内的反腐败法律规制的社会认知已趋于一致,各种"条件"已趋成熟。每届党代会报告,是中国政治发展晴雨表式的文献,记录着中国社会进步的足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十二大提出了全面改革的纲领;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十五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是提出     

建党百年对“中国规律”的探索

建党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地加强党建、不断地深化对"中国规律"认识和运用的一百年,百年党建的主题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建党百年的探索,找到了进行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与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推进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建党百年造就了中国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巨变。全党同志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认识、提升能力、切实践行: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思想淬炼和制度保障,实现思想建党与制度强党的统一;加强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实现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坚持文化自信和文明互鉴,实现文明化和现代化的统一。     

儒道互补与党建创新

中华民族正走在文化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是这一宏伟事业的引领者,承担着时代重任。"儒道互补"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核心结构,形塑了中华文化生态及社会政治生活。执政党建设应当呼应这一结构,以"明"而"诚"的使命担当勇力推进自我革新。要认识到社会历史运动自我批判的辩证逻辑,尊重并释放民众的自主创造活力,洞察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在党建的体制嬗递中及时呼应上述要求,从政治运作与体制建构方面做到积极有为与自然无为的统一、礼治内涵与法治外延的统一、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统一、整体取向与个体取向的统一。     

政治与行政的二分视阈下中国行政改革思想误区分析

当前中国行政改革研究在理论上坚持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原则,这使行政发展与政治发展相互脱节,陷入理论误区和实践困境。对此,要在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下认识和规划行政改革,坚持政治发展与行政发展协调互动的科学改革观,推行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积极进取型的增量改革,在条件和时机成熟的前提下要敢于突破旧体制的束缚。     

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比较分析——兼论历史合理性视域下的中国式贤能政治

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存在很多不同。政治信仰方面,贤能政治与世俗具象的政治信仰相匹配,民主政治与超越性质的抽象绝对物的政治信仰相匹配;政治土壤方面,伦理型社会是贤能政治的存在基础,法理型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存在基础;政治预设方面,性善论是贤能政治的存在前提,性恶论是民主政治的存在前提;政治本质方面,贤能政治是一种担当政治、伦理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种推诿政治、职业政治。结合实际情况,当代中国只能走一条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有机整合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     

托克维尔论法国中央集权政治传统

身份平等化的历史潮流带动着人类社会走向民主,如何使得民主社会迈向自由、避免堕入专制是托克维尔关注的重大问题。在系统分析旧制度法国中央集权的基本内涵及其各方面后果后,托克维尔指出旧制度法国中央集权政治传统是大革命后法国难以步入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根源。     

监察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正>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发布公报,要求"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将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平行并列,这种提法意味着一场影响当代中国政治权力框架的重大改革即将出台。着力推进制度建设,推动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按照试点方案的说法是,重点在于组织和制度创新。     

书屋

展望中国2007年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例如财政制度改革和发展方面的"两税合一",也就是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并轨,统一的税率也从33%降到25%,这标志着中国的财税体制正在向统一税制、统一税率的方向前进。以后还将涉及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的"两税合一"等。2007年中国财政实际上是在爆     

中央集才与中央集权

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想起刘 大生先生先前的一个观点,即废省废县,改五级政 府为两级政府的宏愿。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发 展,皇权对相权的侵蚀,都是与地方行政不断地繁 复与膨胀、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级别不断地增添成 正比的。明末以后,顾亭林在《日知录》中痛定思 痛,认为但凡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反之 则大乱。他说:天下大治,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 大坏,则是大官多,小官少。如何是小官多,大官少 呢,就是先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如何是大官 多,小官少呢,则是节节高升的中央集权。     

要设计好“权力之笼”

中国的反腐制度不可能单兵突进、单独设计。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都与反腐斗争息息相关,个别领域的改革甚至还会生成新的腐败爆发点。反腐制度设计难以脱离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这也是包括反腐在内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原因所在。任何一项制度的顶层设计,都一定要周全考虑、稳步推进。反腐制度的纰漏,比滋生腐败的制度漏洞更可怕,返工的成本也更高。"笼子"扎得稳一点,是为了扎得好一点。但这绝不意味着,在"扎     

促进环渤海经济圈统一市场的形成

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开放、统一、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主体有效地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市场主体间的自由交换,提高了交易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福利;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统一市场的形成,大大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经济福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强化市场的统一性,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任务。然而,基于目前中国的国情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区域范围甚至行政区层面上,还存在许许多多市场分割的情况,有各种历史的、政治的、体制的原因。     

公民资格与社会保障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统一的“高福利”性的社会保障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改革。     

中国传统“密室政治”的形成机制及式微原因分析

<正>就国家的宏观统治而言,宗法制度影响下的社会结构形式为专制主义"密室政治"提供了制度前提;而在基层治理中,族权与政权的结合为重人情而轻规制、重礼仪而轻法度的"密室政治"提供了基本组织形式;传统的政治伦理化取向,促成了追求理想人格、呼唤完美典范的英雄主义情结。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密室政治"造就了一批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精英和道德楷模,但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我国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特殊表现

会计准则作为会计信息生产与提供的规范,不纯粹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是一种具有经济后果的制度。"经济后果"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会计的认识:"会计不是绝对中立的,它可能会给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仅仅初步建成,在许多方面市场化程度不高,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会计准则有着强烈的中国特色,由此而引发的会计准则经济后果问题也不同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再加上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环境,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是十分明显的。